杜甫有詩云：“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遭遇明君，發揮才干，使民風復歸淳樸敦厚，杜甫的從政理想不是生產總值、富國強兵、開拓疆域，而是風俗的淳美。無疑，杜甫將風俗淳美看得比國家的富強，土地的開拓要重要得多。
杜甫的治理思想，非其個人私見，而為古代有識之士公認，蘇東坡就說過國家的根本在于涵養良好的風俗。古代的“采詩”制度，就是為了觀風俗之美惡，并將風俗的美惡作為治績的評價標準。這與現代國家的治理理念也竟相容，美國思想家加爾布雷斯說：“一個國家的前途，不取決于它的國庫之殷實，它的城堡之堅固，它的公共設施之華麗，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養，即在于人們所受的教育……”
今日我國國民之文明素養不高，為很多人承認。何以會如此？這既與我們教育的不成功，也與社會風氣的不怎么良好有關，而社會精英與風俗之厚薄更息息相關，精英賢明，民風自然純厚；精英腐敗，則民風亦隨之頹壞?！豆茏印氛f：“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死與不食者，天下所共惡也，然而為之者何，從主所欲也。”司馬光手下有個老員工，于休息日遵囑將司馬光的私人庭院開放，結果游客如織，司馬光說，何不略收門票，你可以小有收獲？員工回答：世上獨你司馬光不愛錢？楚王、司馬光自然是彼時的精英，他們之能轉移風氣，于此可見。所以要實現“再使風俗淳”這樣的治理目標，社會精英之責為尤大焉。
我國現時民風較為澆薄，精英自然難辭其咎。現今濁商眾多，貪官成群，偽學者充斥，有些“精英人物”身上，流露的是惡俗、惡趣、惡德，“酒色財氣”四字，大略可概括之。不顧禮義，不講誠信廉恥，流風所及，社會風氣自不能臻于敦厚，而一流的大學里，學生也竟尚功利，成了“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不僅大學，曾讀到《報刊文摘》轉載《半月談》某教師的一篇文章，其中有云：
我只要有機會，就會反復對學生們灌輸誠實、勤勞、與人為善、不損人利己等道德觀念。課堂上說這些時，沒有人會反駁我，但私底下與學生們再談到這些時，一些學生就會“實話實說”：“老師，您說的那些都是大道理，如果完全按您說的去做，我們將來非得餓死不可。”
然則今日之社會風尚，真讓人觸目驚心。可怕的是，精英階層及成人社會的失德，已為一些中學生洞察并將起而仿效，這對我們民風的戕害，必是巨大的。
然則我們的“世風”，就將如此的“日下”不已么？未必。國中類似上述那位老師者，我相信也不在少數，他們的理念與努力，并不會付之東流。
而我們的精英，氣清風正可為表率者也絕不少見，今時反腐力度之大，扭轉世風之力，不必多說，這都少不了精英的推動。近日復旦大學楊玉良校長在開學典禮致辭時引愛因斯坦的話說：“雖然通過專業教育可以使他成為一部有用的機器，但不能造就和諧的人格……僅僅有專業知識的學生，不過更像是一條經過良好訓練的狗。”
楊校長是學界精英，識見不凡，他的猛然向功利教育觀的開戰，說到底，就是為了培育真正的“人”，以涵養民族的元氣與醇厚的風俗。有人以為此話說得很重，不知在我國，從前的學者多有類似之語，如清代學者劉獻廷曰：“人茍不能斡旋氣運，利濟天下，徒以其智能為一身家之謀，則不能謂之人。”劉氏此語，梁啟超曾引以自勉，可見影響不小。我們既有此優秀傳統，而類似楊校長這樣的知識精英，在今日也不是一個兩個，共同努力，假以時日，誰說我們澆薄的風俗不能再醇厚起來！尹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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