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36歲的IT男張斌在凌晨一點發出最后一封工作郵件后在酒店馬桶上猝死，給家人留下無盡的痛苦；46歲的深圳某公司人力資源經理黃翀(化名)，倒在了上班的路上。近兩年來，“猝死”這個殘酷的字眼頻繁闖入公眾視野，據不完全統計，2013年1月到2015年4月間，僅深圳出現的有關猝死的新聞報道就超過40例。受訪專家表示，過勞猝死現象正在成為一個嚴酷的社會問題，正成為現代大都市亟需應對的課題。
家庭頂梁柱：暈倒上班路上、猝死馬桶上
3月19日早上7時，46歲的黃翀一如既往地準時起床，不過與往常不一樣的是，妻子王穎(化名)注意到他臉色蒼白，吃早飯也比平常慢很多，并聽到他說“胸口很悶”，王穎勸他在家休息一天，但黃翀說，公司還有事要處理。出門不到10分鐘，小區保安打來電話告訴王穎，黃翀暈倒在了小區路上。8時左右，醫院宣布其搶救無效死亡。
黃翀是深圳某新技術股份有限公司的人力資源部經理，王穎近日告訴記者，事發前一晚，黃翀吃完晚飯接到公司領導電話，掛完電話就回到房間用微信跟同事溝通了近兩個小時，期間還打了幾個電話。聊完后黃翀如向妻子解釋，是因為績效考核出錯了，并抱怨最近由于員工考核加上春節期間應聘，瑣事太多。
同樣在深圳，3月24日一早，畢業于清華大學、從事IT工作的張斌被發現猝死在公司租住的酒店馬桶上。當日凌晨1點他還發出了最后一封工作郵件。據其妻子閆女士說，張斌經常加班到凌晨，有時甚至到早上五六點鐘，第二天上午又接著照常上班。
死在工作的路上 留下家庭無盡的傷痛
提到丈夫突然離世，王穎有種“叫天天不應”的無助。“對我們來說，這是滅頂之災，家庭的重擔全部落在我的身上。”
多數猝死者都是家庭的頂梁柱，家屬都希望能夠獲得工傷賠償，但現實中不少人在家里或上班路上猝死，認定工傷很難。王穎說，雖然已將申請認定工傷的材料遞交社保部門，但因為丈夫猝死發生在上班路上而不是單位，能否認定為工傷，還是未知數。但王穎堅持認為，丈夫的死與其工作壓力相關。
根據我國《工傷保險條例》，職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機動車事故傷害的應當認定為工傷，其他可以認定為“工傷”的情形則局限于工作場合和工作時間。
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黃翀的同事和下屬一再強調：他們平時“朝九晚五”，較少加班，事發之前工作強度也還好，公司負責人則以外出開會為由未接受記者采訪。
張斌是清華大學畢業的計算機碩士，生前就職于聞泰通訊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負責一個項目的軟件開發。張斌妻子閆女士說，事發至今已經20多天，不僅該公司領導未曾上門慰問，而且工傷申請材料遲遲未能順利上交社保局。
聞泰集團人力資源總監胡政22日告訴記者，雙方已就張斌猝死一事賠償達成一致和解，但記者致電張斌親屬時得到的消息是，目前還在就具體事宜繼續談，細節不愿過多透露。據介紹，聞泰公司曾表示愿意拿出50萬元撫恤金，但家屬未接受。
勞動者死亡和過度工作之間唯一因果關系如何認定？
由于誘發心源性猝死的原因多樣復雜，并且心理壓力來源也是多種多樣，目前在法律和醫學上還難以準確認定心源性猝死和工作壓力的直接關系，由此產生了許多工傷糾紛。
廣州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于靜也認為，因每個人有個體差異，要確定勞動者的死亡結果與過度工作之間存在著唯一因果關系，有很大爭議。
受訪專家提出，過勞猝死成為嚴酷的社會問題，相應的預防和解決機制卻還沒有建立，如何讓生命和工作這座天平保持平衡，正在成為現代大都市必須應對的課題。
廣州廣信君達律師事務所律師宋策等法律人士認為，“過勞”是一個長期積累的慢性過程，相關部門可借鑒國外經驗來制定過勞認定標準，規定可認定過勞死的心腦疾病類型，明確超負荷勞動的具體判斷指標，根據中國國情制定出醫學診斷尺度和統一標準。
深圳市人社局相關負責人受訪時表示，目前，我國法律法規中沒有過勞死的法律概念，對如何認定過勞死也是空白。
華南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鄧于君表示，應將壓力管理納入單位人力資源管理的內容之中，完善員工健康管理，不能以透支個體的生命作為行業發展的代價。(應采訪對象要求，黃翀、王穎為化名)(“中國網事”記者馮璐 王厚啟 趙瑞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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