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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4月23日是世界讀書日。這一日既是西班牙著名作家塞萬提斯的忌日，也是英國著名作家莎士比亞的生日和忌日。

閱讀對人成長的影響是巨大的，對一個民族來說，他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也取決于全民族的閱讀水平。作為古來便文化昌盛的蜀地，閱讀也是一件傳承千年的事。

從古時傳統的書籍到近代出現的公共圖書館，四川人有怎樣的與讀書相關的生活 ？ 民 國 時期，大家都喜歡看什么書？本期“蓉城翰墨古來香”就來擺一擺以前的閱讀故事。

公共圖書館是西學東漸的結果。現代公共圖書館的設立，經歷了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伴隨著人們的人文訴求、印刷術將書籍普及到公民社會，和工業社會對掌握知識的人的迫切需要這一系列現象發生。十九世紀中葉，美國的兩州和英國率先立法設立公共圖書館，才有了現代公共圖書館在世界的普及。中國古代有皇家、官府、書院、寺廟和私家藏書樓，等同于西方的圖書館，但晚清前并無向民眾開放的公共圖書館。中國第一所公共圖書館并非公辦，而是浙江紹興士紳徐樹蘭于清光緒廿六年(1900)籌建的古越藏書樓。這座藏書樓仿照東西各強國公共圖書館制訂章程，無償向社會公眾開放書籍借閱。

省圖最早叫八十松館

與此同時，1900年，傅崇矩在成都桂王橋北街創建圖書局，內設閱報公所二個，陳列報章六七十種，供眾 閱 覽 。 傅 崇 矩(1875-1917)字村樵，四川簡州人，早期報人兼著述家，其所纂《成都通覽》至今暢行于世。此后，重慶、江油、西昌、南充等地，皆有閱報所設立。這些閱報所雖不具備圖書館的規模，但已行公共圖書館之實，具備了公開無償借閱的特征。

清宣統二年(1909年)，清廷學部奏請設立京師圖書館(即今國家圖書館)和各省圖書館，四川省圖書館于是年籌建，于民國元年(1912年)開館。成都華陽人林思進自請出任館長。省圖書館籌建時，本擬選址成都貢院公堂和清白堂，但沒有成功，后來開館時設在成都少城公園一棟青磚小樓內，因樓前植松八十棵，又名八十松館。四川省圖書館的創建比最早的湖北省圖書館晚了八年，但同河南、陜西、廣東、吉林等多省圖書館差不多同期，且正式開了四川省公共圖書館的先河。

民國早期，四川軍閥混戰，地方經濟很難支持公共圖書館營運和服務。民國十六年(1927年)省圖書館終因“省款支絀”，而移交成都代管，次年隨成都市政公所改組市政府，更名成都市立圖書館，則實為今日成都圖書館之前身。上世紀30年代后期，省圖書館又重建，因抗戰爆發，國內知名學者云集川內，蔣復聰、沈祖榮、劉國鈞等大家參與其事，促成省圖書館于民國廿九年(1940年)在前清城守衙門重建開館，歷史學家蒙文通出任館長。

石柱縣圖書館是四川第一所縣級公共圖書館，建于民國元年(1912年)，與省圖書館同年；其次是白馬寺圖書館，即今瀘縣圖書館，成立于民國十年(1921年)；而后，各縣圖書館陸續設立，至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達到建館的高峰，全省有縣圖書館74所。縣圖書館一般設在縣城關鎮，由祠堂、舊廟、學校或老宅屋改作館舍。此外，成渝兩地還有市立圖書館、通俗教育館圖書館，分分合合，時辦時輟，劉文輝主政西康時，也有三所圖書館分置雅安、康定和西昌，分別為今雅安市圖書館、甘孜州圖書館和西昌市圖書館的前身。

館長皆為一時大家

四川早期的公共圖書館，多由名流學者出任館長，前述省圖書館館長林思進、蒙文通，皆為名重一時的大家。林思進與當時的趙熙等齊名，著作有《清寂堂詩集》《清寂堂文錄》《吳游錄》《華陽縣志》和一些文論。

林思進在首任館長任上擬訂《四川省圖書館章程》，接收清提學衙門學務局藏書，又廣采海內官本私刻及西文典籍，得書二十萬卷，編撰書目十五卷并序，那篇序可謂是當時辦圖書館的一個詮釋。

蒙文通任上九年，辦《圖書集刊》九期登載國學文章，內有廖平、劉咸炘等人遺著。蒙文通還率圖書館同人校勘精印《成玄英老子義疏》《李榮老子注》，親為二書撰寫敘錄和跋，也載于此刊。

1949年4月蒙文通去職，做過成都市長的喬誠接任館長，據傳臨近解放，喬誠擬借此淡化其行政影響。(喬誠也任過省教育廳秘書，商于蒙文通應不是難事。)早年短期出任過館長的還有祝彥和、杜剛伯、顏仲齊，也都是以治經史等見長的學者。

即使縣圖書館館長，也不乏名重一時之人。1928年萬縣公立圖書館創立，教育家李寰任館長，該館所編《萬縣圖書館概要》，有胡適題寫書名并多位名流題字，蔡元培題：多文為富。可見當時公共圖書館為士人所重。

當時就有巡回書展

四川早期的圖書館，也出過專門的圖書館學家。1922年，吳玉章任成都高師校長之時，從外省聘來穆耀樞作明遠圖書館館長，此人深諳現代圖書館專門學問。

穆實為浙江寧波人士客居成都，早年畢業于南洋大學土木工科，接受過現代圖書館學培訓，穆耀樞來川兩年，因吳玉章辭去校長職務，也隨同去職，但隨即發表《改良中國圖書館管見》，寫入他在明遠圖書館兩年的經驗和構想，倡導學校圖書館服務于社會，以期有利于開通社會風氣。

之后，他一邊參與圖書館的實踐活動，一邊撰寫《圖書館運動》《兩年來之四川圖書館事業》《圖書館通論》等專著，或先在報刊上發表，再成書出版。他在成都的學校和各圖書館組織讀書會，頻繁演講，傳播圖書館思想，并在成都陜西街岱廟設立圖書館學校，組織圖書館員培訓。

圖書館及圖書館學自西方傳入，當時知曉與研究者甚少，在中國尚未普及這類知識，而穆氏講授的內容多有可取之處，在四川圖書館界起到發凡起例，一代宗師的作用。

圖書館實踐方面，應成都通俗教育館館長吳作孚之請，他曾籌辦成都通俗圖書館于少城公園，創辦草堂圖書館和四川女子圖書館。他辦圖書館不僅提供一般的借閱服務，還開設兒童閱覽室，巡回圖書展，吸引和擴大來圖書館閱讀人員，每天來圖書館閱讀人員達到二千余人(當時成都人口約三十萬人)。

他辦女子圖書館，提供女性閱讀用書，如烹調、家政、育兒方面的書刊。他倡行設立更多的圖書館，發起一場“圖書館運動”。他認為辦圖書館關系到“人民知識”、“國家文化”、社會“進步之希望”，“今日尤應舉行者，即圖書館運動是已。”時至今日，這些思想觀念仍不過時。

穆耀樞在四川的圖書館活動，卻以令人匪夷所思的悲劇結束。他因組織女子讀書會時與一軍閥姨太相戀，軍閥發現后設計在成都春熙路一咖啡館內將其捕獲，誣其征集辦圖書館募捐是“以辦圖書館之名聚財貪污”，還“倡導邪說，引誘男女青年”而“有傷風化”，遂由鄧錫侯部周紹芝旅派隊一連，綁縛至春熙路中山紀念碑側處決。這又反映了那個時代政治的黑暗。惟其如此，他為之奮斗的圖書館事業，如今更加引人注目。 文/圖王嘉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