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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覺得公益機構“就不該要錢”，民辦非企業(yè)單位納稅稅率卻與企業(yè)相當

青年社會組織“半死不活”事出有因記者近日獲悉，今年的上海市兩會上，團上海市委、上海市青聯(lián)界別以小組名義向上海市政協(xié)遞交了一份提案《關于優(yōu)化政府購買青年社會組織服務相關政策的建議》。(下稱《建議》)《建議》尖銳地指出，目前上海青年社會組織與政府之間存在“微妙”關系——購買青年社會組織服務的政府部門較少，集中在共青團、民政部門及部分街鎮(zhèn)；購買服務的范圍較小，往往被限制在公益、文化等相關內容；購買服務的額度(費用)不高，一些購買忽略人頭勞務費用；購買過程還存在稅收等方面的政策制約。

受團上海市委委托，華東政法大學社會發(fā)展學院教師童瀟撰寫《建議》。他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過去一段時間，他與數(shù)十家在滬青年社會組織的負責人“聊天”時發(fā)現(xiàn)，一個較為普遍的問題是——這些青年社會組織雖然“小有成就”，但他們的生存狀態(tài)卻更趨于“半死不活”。

上海共青團組織是全國較早針對青年社會組織喊出“服務”口號的共青團組織。早在2006年10月，團上海市委就成立了旨在幫扶青年社會組織的上海青年家園民間組織服務中心，開始為青年社會組織提供類似“機構注冊”的便利。如今，在民政部門放開機構登記注冊之后，團組織又敏銳地感受到，青年社會組織生存、“社會參與”仍需“查遺補缺”。

做公益開票繳稅5.65%，企業(yè)所得稅25%

稅收，是擺在每一個注冊成為民辦非企業(yè)單位(以下簡稱民非機構)的社會組織面前的一道坎兒。

1998年10月，國務院頒布了《民辦非企業(yè)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將民辦非企業(yè)單位界定為：企業(yè)事業(yè)單位、社會團體和其他社會力量以及公民個人利用非國有資產舉辦的，從事非營利性社會服務活動的社會組織。

然而，定義雖然是“社會組織”，這些“社會組織”卻不得不按照“企業(yè)標準”來繳稅。

上海向陽花青年公益社創(chuàng)始人孫冰告訴記者，他每向資助者開一張服務性行業(yè)票據，稅率是5%，另外還要支付教育附加、河道清污等附加稅，共計5.65%。這筆開銷對孫冰而言只是一筆“小錢”，真正的大頭是企業(yè)所得稅。

根據《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非營利組織企業(yè)所得稅免稅收入問題的通知》，社會組織因政府購買而獲得的收入，仍需納稅，稅率為25%。這筆錢，每一家社會組織的負責人都在想辦法“合理規(guī)避”。

在團上海市委向政協(xié)遞交的《建議》中，明確提出了“很多社會組織變相增加項目預算，被迫‘做假賬’問題”。

孫冰向記者道出了其中的苦衷。以承接政府購買服務項目為例，一個項目的服務期限一般為一年，而政府方面的付款方式則為一次性付清一年款項或者分兩次付清全年款項。但稅收審計則是3個月一審。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一家社會組織的賬面，在年初和年底各級機構打賬付款時會有大筆進賬，看上去是“超額盈利”；但在年中6個月里，卻分文未進。那么，這稅還要不要繳？孫冰所在的向陽花公益社，明碼標價，會向項目捐助者收取費用總額10%的管理費，這其中還包括5%左右的開票費，剩余的經費大多用來維持機構內部的行政運行、業(yè)務成本等。

團上海市委的《建議》道出了“向承接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的民非機構課稅”過程中的矛盾點——政府覺得公益機構應當回避營利性要求，只給很少的項目經費；但在稅收方面，政府購買又被當作營利性內容來處理，認為這是社會組織“增值”所得，和企業(yè)(商業(yè))組織營利所得、增值稅收處理沒有任何區(qū)別。

到底能不能“體面地做公益”

在上海，2005年至2007年浦東新區(qū)政府購買服務資金累計達1.24億元；2010年上海各級政府通過購買服務、補助等形式為社會組織提供資金37.89億元，2011年更達到41.02億元。

一大批社會組織在這一爆發(fā)式投入中獲得生存發(fā)展的土壤。然而，在對數(shù)十家公益機構負責人訪談后，童瀟卻得出了一個并不怎么樂觀的結論，“過個5年，你說他的機構會死，可能也不至于；但你說這個機構能有多大的發(fā)展，我看也未必” 。

太多的因素制約著青年社會組織的發(fā)展。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因素，是“人才”。最簡單的一個道理，沒有好的工資收入，招不來優(yōu)秀的人才。

上海厚天減災救援公益促進中心常務理事長嚴曉，特別希望能讓自己手下那些從特種救援隊、反恐反劫機部隊出來的專家能“體面地”做公益。他堅持給他們配備不低于專業(yè)安保人員的薪資收入，但即便如此，收入最高者也只有8000元左右的月薪，與專業(yè)安保人員動輒上萬的月薪仍有差距。

好幾次，他只能眼睜睜看著一些“好苗子”去當了保安。“他們在我這里可以發(fā)揮特長、做最專業(yè)的事，但做保安工資高” 。為了控制成本，嚴曉只能給自己的員工按照最低標準繳納五險一金。

他希望，政府購買社會組織服務時，能適當提高購買經費；針對民非機構參與政府購買服務項目的稅收，能適當減免。如此雙管其下，以提高專業(yè)民非機構的員工收入水平。

童瀟告訴記者，實際情況并不樂觀，因為大多數(shù)政府機關的公務員并不認為應該多花一些錢來購買專業(yè)服務。因為普通老百姓總是覺得，公益機構“就不該要錢”。

就在不久前，孫冰向一名從北京過來考察工作的領導匯報，說自己想把向陽花做成一個社會企業(yè)，以此來“體面地做公益”。但這一想法卻并未得到支持，對方委婉地提醒他，“你們既然做公益，就不要老想著掙錢” 。

政府和青年社會組織如何相處

以童瀟目前對滬上青年社會組織的了解，這些組織總是遇到發(fā)展障礙早就成為“常態(tài)”了。

限制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有些政府機構不能對社會組織“一視同仁”，“由體制內人士自己搞的社會組織高看一眼，在我這里發(fā)育成長的社會組織高看一眼，既非體制內又非本地的社會組織弱勢一些”；二是個別政府機構購買服務行為不規(guī)范，“今天買了他家的服務，明天領導換了，就說不買了，簽了協(xié)議的還能反悔”。

對于后一個問題，童瀟尤其不解，“簽了協(xié)議的事情，作為政府部門就應該履行，政府可以說話不算話嗎？”

但在公益機構負責人那里，“被毀約”這樣的事，他們卻作出了“淡定飄過”的姿態(tài)。“這很正常，政府總歸是獨大的，換一個領導不想讓你做，這是正常的事，沒什么大驚小怪的。難道你還去打行政訴訟官司？除非你以后不想干了。”一名公益機構負責人告訴記者，在上海市的區(qū)級層面，經過招投標的購買服務項目一般不會出現(xiàn)“毀約”的情況，但在下面的街道、社區(qū)，“毀約”事件并不鮮見。

對此，童瀟認為，在目前政府與社會組織關系尚不平等、社會組織尚處弱勢的情況下，還是應當制定一套相對穩(wěn)定的基層治理制度，“制度給他固化下來，換哪個領導都不能改” 。

這對上海的基層治理尤為重要。就在今年年初，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韓正就要求全市所有街道“全部停止招商引資”，并將工作重心轉移至“管理、服務”，其中一項主要工作將是“動員社會參與”。

如果沒有一套穩(wěn)定的、完備的制度保障，“動員社會參與”或將只是文件中的一行黑字而已。

最近，童瀟正配合上海市民政部門一起制定“上海十三五社會組織發(fā)展規(guī)劃”。他告訴記者，自己已經向民政部門建議，對基層街道的考核方式進行一些“微調”——在考核本地區(qū)培養(yǎng)了多少社會組織的同時，也考核該地區(qū)引進了多少優(yōu)秀的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鼓勵基層街道用開放的心態(tài)接納“外來”社會組織；基層社會治理，應當走一條法制化的道路，基層政府“說了話，要算數(shù)”。

對于“是否全部招投標”規(guī)范購買服務流程的問題，童瀟建議采取兩種方式。小項目，可以免去招投標的繁復手續(xù)；大項目，要招投標，但對那些連續(xù)3~5年考核優(yōu)秀的社會組織，可以嘗試一次性簽約服務5~10年。據悉，上海目前大多數(shù)政府購買服務項目的合約期限都為一年。(本報記者 王燁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