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戰爆發后，圓瑛法師組織的上海僧侶救護隊開赴前線 資料圖片
上世紀30年代，伴隨城市開放與發展，各大宗教在滬日益興盛，上海躍升為我國宗教界的中心。抗戰爆發后，宗教界人士在國難當前、民族危急時刻，積極投身抗日救亡，發表告教徒宣言、設立難民收容所、組織救護醫療隊，成為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
發表宣言 號召救國
“九一八”事變后，中國佛教會主席圓瑛法師眼見祖國山河破碎，即通告全國佛教徒“啟建護國道場”，發表《為日本侵略致彼國佛教界書》，譴責日本軍國主義“占據中國領土，殘殺中國人民”，并寫下了著名對聯：“出世猶垂憂國淚，居山恒作感時詩。”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圓瑛法師在滬召開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緊急會議，號召全國佛教徒參加抗日救國。
上海還活躍著一群愛國的基督教人士。“一二九”學生運動爆發時，劉湛恩、顏福慶等28人聯名發表《上海各界基督徒對時局宣言》：“我們愛和平，但我們更愛公道；我們不想作無謂的犧牲，但我們也不惜為真理與正義而流血，我們決定盡我們的力量，去做這個偉大的反抗運動的后盾！”淞滬會戰打響后，滬上基督教團體立刻發表《告全國基督徒》宣言，要求團結一致共同抗日。
此外，《申報》《大公報》《救亡日報》等都刊登宗教界人士撰寫的抗日救亡文章，《新華日報》還為伊斯蘭教界設置專欄，發表《日寇對回胞之暴行》《告淪陷區中的回民》等文，激勵廣大伊斯蘭教徒：“為我整個中華民族，為爭取中國與全世界的永久和平，去和人類的公敵日本帝國主義拼命! 把侵略我們的強盜趕出中國去。”
救護傷兵 救濟難民
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國佛教會立即成立災區救護團，200多名青年僧徒在上海玉佛寺報到集訓，奔赴前線支援中國守軍。出發前，圓瑛法師對救護隊說道：“每一名隊員都要以大無畏、大無我、大慈悲的精神，做好配合抗戰的救護工作！”在淞滬戰役中，上海僧侶救護隊共救治傷兵和難民8273人，被譽為“英勇僧侶”。
除組織救護隊外，宗教界還設立傷兵醫院、傷兵俱樂部。“八一三”后的第二天，雖然時值暑假，天主教震旦大學的師生還是聞訊趕回學校，將醫學院大禮堂改為臨時醫院，教授及醫學生為傷員包扎傷口、取出子彈或手術截肢，其他學生則承擔擔架運輸、維持秩序等輔助工作，震旦大學共收容傷員1400人。
1937年8月，閘北、虹口一帶毀于炮火，大批難民涌向市中心露宿街頭。各宗教團體發揚慈悲博愛精神，上海佛教界成立“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救濟戰區難民委員會”，先后設立50多個收容所，救濟難民50萬人次；基督教人士或是騰出教堂空屋成立收容所，或是舉行義賣向工商界勸募捐贈難民；穆斯林也建立回教難民所，籌募糧食、衣服及生活用品，并在伊斯蘭教上層推銷救國公債，幫助難民生產自救。
傳播真相 呼吁支持
宗教具有國際性，上海宗教界人士也利用這一特點，引起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的關注和支持。
其中，伊斯蘭教界人士的表現尤為突出。上海伊斯蘭教教長達浦生利用參加埃及王子結婚盛典、中東各國元首云集的機會呼號：“我整個中華民族上下一致，威存玉碎之心，不為瓦全。”他特別強調，中國回教徒也一樣熱愛祖國，抗御暴敵，不愿為日寇之奴隸。埃及國王當即表示支持中國抗戰。在世界伊斯蘭教大會上，達浦生又向15萬與會者控訴日軍侵華罪行，并花3個月時間用阿拉伯文寫出《告全世界回教同胞書》，印發給伊斯蘭教國家。
上海基督教團體也向國際社會發聲。1937年8月，陳文淵、江長川等20人聯名用英文發表《為中日戰爭告普世基督徒書》，呼吁國際友人支持中國抗戰。1938年圣誕節，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發動學生寫了1500多封信給美國總統羅斯福，呼吁制裁日寇侵略維護和平。趁世界基督教青年大會在荷蘭召開之際，他們將照片匯編成2000本圖冊，分送各國代表。這些舉措引起國際基督教界對我國抗戰的同情，美國成立了援助遠東學生捐款委員會，至1938年募集2萬美元匯至中國。
宗教界的宣傳，提高了中華民族的國際地位，也激勵華僑支援祖國，對贏得有利于中國抗戰的國際環境起到積極作用。范潔
版權聲明：
凡注明來源為"天津都市網"的所有文字、圖片、音視頻、美術設計和程序等作品，版權均屬天津都市網或相關權利人專屬所有或持有所有。未經本網書面授權，不得進行一切形式的下載、轉載或建立鏡像。否則以侵權論，依法追究相關法律責任。
查看所有評論正有(0)人在評論
網友評論僅供網友表達個人看法，并不表明本網同意其觀點或證實其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