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東儒不時沉思,回憶勾起他對情報戰(zhàn)中犧牲的先烈們的追思。 本報深度記者 寇潤濤 攝
1940年冬,日本侵略者以5萬人進攻山東抗日根據(jù)地。八路軍山東軍區(qū)則在日寇發(fā)號施令的中樞濟南,開展了一場情報戰(zhàn)。
沒有正面戰(zhàn)場的轟轟烈烈,也看不到奮勇殺敵的個人英雄。在沒有硝煙的諜報潛伏戰(zhàn)里,所有人都默默無聞地存在著。
本報深度記者
寇潤濤 劉志浩
想當八路軍卻成了“特務”
5月3日,濟南舜耕中學對面的一處民居里,88歲的王東儒拿出自己10年前寫的一本回憶錄。對這位老人來說,10年前還記憶猶新的往事,如今已成支離破碎的片段。
“打鬼子的時候我還小,不過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了。”王東儒一邊對我們說著,一邊卷起左腿褲腳,腿上的靜脈曲張非常明顯,蜿蜒的血管記錄了老人70年前那段神秘的人生。
到底有多么神秘?
老人搖了搖手,臉上的笑容舒展開來。他告訴我們,自己當時是一位情報人員,如今看來,神秘或許只是因為當時他的身份需要保密。
那一年,他17歲,參加了中共領導的“潛伏會”。
王東儒的老家在濟南南部的楊而莊。每天,王東儒都在私塾里跟著一位晚清秀才學習“四書”、“五經(jīng)”。老師已有73歲高齡,對里面的章節(jié)張口就來。
有一次,兩個八路軍來到私塾。因為兩個人經(jīng)常到附近村里來,王東儒一眼認出了他們,“李子亭和黃玉祥。”
李子亭和黃玉祥此行是號召廣大青年和學生踴躍參加八路軍。
站在老秀才的三尺講臺前,二人對學生們說:“在國破家亡、動蕩不安的時代,這樣能打日本鬼子嗎?能治國嗎?”
于是,思想進步的學生互相串連,很快形成了參軍熱潮,十幾個人的學校,先后有7個同學參加了八路軍。
王東儒參加了“潛伏會”,會長叫王均。
“平時沒有任務的時候,該上學的上學,要潛伏起來,避免被人發(fā)現(xiàn)自己是搞情報的。一旦接到任務,就以學生的身份,去收集所需的情報。”這就是王東儒的“潛伏”任務。
王均是誰?
1940年冬,日本侵略者以5萬人進攻山東抗日根據(jù)地,名為“鐵壁合圍”,進行“梳篦式掃蕩”。為此,八路軍山東軍區(qū)決定,在日寇發(fā)號施令的中樞濟南,成立濟南“戰(zhàn)略情報工作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包括濟南、張店、泰安三個城市和津浦、膠濟兩條鐵路線,簡稱“濟、張、泰情報站”。
“王均”是化名,真名叫牛瑞符,時任濟南戰(zhàn)略情報工作委員會主任兼任黨支部書記。起初,王均手底下只有3個人,在歷城南部山區(qū)周圍活動。
在歷城南部山區(qū),日軍、偽軍對這里控制極嚴,以仲宮為主,在西營、柳埠、桃科、高而等地設有據(jù)點,區(qū)鄉(xiāng)均設有偽政權(quán),村設有保甲長。長清縣張夏車站的鬼子經(jīng)常與仲宮的鬼子來往,在桃科挖掘鎳礦。
這里山高谷深,小山村五六戶人家,大村也不過幾十戶。鬼子三天兩頭掃蕩,很多人受生活所迫去濟南謀生。
在王均看來,給日軍、漢奸干活的有些人,“只要經(jīng)過耐心說服教育,就有可能轉(zhuǎn)化過來為我所用。”
一個偶然的機會,王均認識了打鐵壺、爐筒子的手藝人姜仲三。他之前在哈爾濱、濟南做工混飯吃,在濟南鐵路大廠也有不少朋友。
王均發(fā)展姜仲三為“下線”,讓他在濟南鐵路大廠發(fā)展情報關系。鐵路大廠動力車間有個技術員叫王印增,不久后,王均便約王印增到姜仲三家里見了面。
“當時,上級指示要拿到濟南車站和鐵路大廠的平面圖,要求把明顯的目標畫出來。”如今,王東儒對我們揭開了當年的這個秘密。
王印增和姜仲三接受任務后,及時完成了平面圖的繪制。當時,國共正團結(jié)抗戰(zhàn),不到半月,空軍飛機就根據(jù)平面圖的目標轟炸了濟南車站和鐵路大廠,動力車間被炸得尤為厲害。
通過不斷培養(yǎng),王均的情報人員越來越多。通過他們,八路軍源源不斷地獲知敵情。
1945年,王東儒也從一名初級“潛伏員”成長為情報站人員。
神秘的電臺
1944年2月,山東軍區(qū)情報處處長鄺任農(nóng)決定在濟南地區(qū)建立電臺。
王東儒現(xiàn)在再次回憶起“電臺”的事情,依然難掩興奮之情。“就是這部電臺,讓日本鬼子煩透了,怎么找也找不到。”
建電臺的事,是李惠民具體操作的。當時,李惠民正在山東軍區(qū)司令部輪訓隊學習,突然被任命為電臺臺長。
脫下軍裝,李惠民和兩位偵察員來到濟南南部山區(qū),與王均接頭。
起初,電臺只有1名報務員,以后又派來了譯電員。電臺工作間選擇在離住戶較遠又比較隱蔽的農(nóng)具室、牛草屋。午夜發(fā)電報,拂曉收拾干凈。
一發(fā)報,王均就幫著架線、警戒。白天活動時,王均穿長袍長衫,打扮成商人,李惠民穿著破棉衣、棉褲,戴一頂破氈帽,背著錢褡子,打扮成小伙計跟在后面。
電臺建立了三四個月后,濟南的日偽軍就發(fā)現(xiàn)近郊有不明電臺在發(fā)報,派人暗中查訪,并多次出來掃蕩搜查。仲宮的日本鬼子也帶著偽軍多次夜襲柳埠、高而莊、儲泉溝等。
由于情報站和群眾及時通風報信,電臺及時轉(zhuǎn)移,沒有遭到損失。
后經(jīng)王均等人研究,電臺搬到了泰山后山的一個山溝中,這個地方山高溝深,草木叢生,人跡罕至。這里有一個用木架搭起了小棚子,原來是魯中軍區(qū)情報組用的。
當時只有3個不到20歲的年輕人——李惠民、宋勤和魏佃三。他們半夜里工作,收發(fā)的電報均由魏佃三送到幾十里外的情報站聯(lián)絡點去,從未發(fā)生過問題。
電臺的安全問題和日常生活由情報站地下交通員徐文有負責,他在山下租種了廟里和尚的幾畝山地,電臺的事情連父母和弟弟妹妹都不知道。
下大雨就更麻煩,幾個人住的是窩棚,外邊下大雨,里面就下小雨,只好頂著雨布收發(fā)報,不能睡覺就頂著雨布坐著,以免機器和電池受潮。就這樣,他們一直堅持到1945年8月。
由于地下工作的特殊性,除王均外,完整知道這段歷史的人并不多。直到上世紀末,依然沒有人對這段歷史進行挖掘、研究。
作為一名參與者、知情者,王東儒一直關注著這段歷史,將過去千方百計收集的有關材料整理成冊。這才揭開了這段70年前的機密,以及這場由中共領導的抗戰(zhàn)地下諜報戰(zh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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