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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 王研

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文學重要組成部分的“九一八”國難文學，迄今仍被湮沒在歷史中。它們是中國現代國難的歷史活化石，但卻沒能得到應有的保護，成為歷史文學之殤。打撈國難文學的活化石，彰顯其特有的精神與歷史價值，這在當下顯得極為重要。

正是基于上述想法，遼寧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高翔牽頭啟動了一項研究課題——《“九一八”國難文學文獻集成與研究》。今年年初，該課題入選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

6月11日，高翔接受記者訪問，他說：“我們從事這一課題的研究，很重要的一個目的，就是要打造‘國家記憶’。 ”

張恨水寫出第一部國難小說

一個來自東北的在南京讀書的大學生熱衷于到戲苑捧角，后來因為“九一八”事件爆發，家中經濟來源斷絕，那個角不再理他。精神失落的大學生終于醒悟，毅然投軍抗日。

——張恨水《九月十八》

普通讀者認識張恨水，大多是因為他所寫的通俗小說。鮮為人知的是，在上世紀30年代，張恨水曾創作了大量國難小說，其數量之多、藝術之上乘，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無人比肩。

“‘國難小說’這一特定文體的提出，最早就出現在張恨水筆下。 ”高翔說，張恨水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32年，便創作出版了一部國難小說集，取名《彎弓集》。“他在這本書的自序中寫道：‘今國難小說，尚未多見，以不才之為其先驅，則拋磚引玉，將來有足為民族爭光之小說也出，還未可料，則此鵝毛與爪子，殊亦有可念者也’。 ”根據高翔的研究，這段話是迄今為止所見的“國難小說”一詞的最早出處。

“九一八”不是東北一隅的劫難，而是全中國的劫難，早在80年前，這一認知便深植在國人心中。因此，當張恨水倡導“國難文學”寫作后，一大批作家紛紛加入此行列，其中有顧明道、汪優游、程瞻廬等通俗小說作家，形成了獨特的國難小說創作群和國難文學創作潮。

高翔告訴記者：“我們所承擔的《‘九一八’國難文學文獻集成與研究》課題中的‘國難’一詞，源于歷史，但并不是對歷史概念的簡單借用。 ”以往，針對抗日戰爭題材小說的研究，大多重于言說當中的愛國精神與反抗品格。高翔認為，此類研究當然不可缺少，但同時，也要關注民眾對殖民地苦難生活的承受，“這也許更符合多數國民生活的情狀。這種視角的轉換，將是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重要開拓。 ”因此，在他看來，研究“九一八”國難文學，既要有對中華民族不屈精神的深入挖掘，同時也應包含對國民性弱點和歷史復雜性的認知和回歸。

在課題論證階段，高翔與課題組其他成員對大量史料文獻進行嚴謹梳理與分析，將“九一八”國難文學這一概念界定為既包括表現1931年9月18日日本炮轟東北軍北大營、侵占沈陽城這一事件的文學作品，也包括基于“九一八”事變影響下的反映東北地區乃至中國民眾國難生活的作品。他說：“我們認為，通過小說、詩歌、戲劇、散文、報告文學等文體反映‘九一八’國難的文學文本，都可稱為‘九一八’國難文學。 ”

大量文字仍沉睡在歷史故紙堆中

在抗日前線，將士們頑強抵抗，不惜流血犧牲。而在抗戰后方，銀行職員何少爺卻謊稱救國會開會，跑去與舞女蜜絲洪相會取樂。他認為，抗日是庸人自擾，是傻瓜，只要住在租界，安分守己，就很安全。而事實是，何少爺家被日軍炸成一片瓦礫，父親和妻女身負重傷，奄奄一息。在血淋淋的現實面前，何少爺驚醒了，他參加了戰地服務團，立志殺敵報國。

——蔡楚生 《第七個 “九一八”》

2014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9期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目是《新發現的蔡楚生的三幕抗日廣播劇〈第七個 “九一八”〉》（作者劉家思、劉璨）。文中透露，蔡楚生是在1937年9月18日連續28個小時未眠寫就了這個劇本，全劇共2萬多字。

高翔認為，從目前可見的史料來看，“九一八”國難文學不僅是當時文壇的重要創作取向和價值標準，而且顯示出龐大而觸目的文學文本陣容，具有鮮明的文獻學意義和珍藏價值，因此，“進一步保存、挖掘、整理和集成，是當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的責任和義務。 ”

“國人對‘九一八’國難有充分認識和深入研究，但是，對‘九一八’國難文學卻缺少自覺的認知。學術界對當時作家也包括眾多普通人對那場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提示中國民眾奮起抗爭的歷史事件的文學書寫，沒有進行系統整理的理性意念和自覺行動，導致這些充滿血淚與悲劇意識的文字，至今還大量沉睡在歷史故紙堆中沒有得到發掘。也由于時代的、社會的和技術的各種原因，許多寶貴的原始資料遭到破壞或佚失。 ”為此，高翔強調，對“九一八”國難文學文獻的整理，是一項迫在眉睫的搶救性工作。

同時，“‘九一八’國難文學研究還是一個‘文化再造’的過程，宗旨是鍛造對國難文學的文化層面的記憶，進而實現文化的認同。 ”高翔提醒說，對文化記憶進行“再造”具有重要意義，“美國學者詹姆斯·揚曾說，對于南京大屠殺，中國人‘沒有一個宏觀的文化關懷，只是將南京大屠殺當做自己民族低層面的集體記憶’。很明顯，他認為中國人對南京大屠殺還停留在情緒的、簡單的、原生態的記憶。現在看來，我們對 ‘九一八’國難的記憶同樣如此。因此，當我們對‘九一八’國難文學進行整理時，很大程度上是在推動一種‘文化再造’。 ”

失去了國難記憶也就失去了民族記憶

皮匠耿大在歸家途中被日軍抓捕，被逼為將要走進這條小巷的人挖掘 “死人坑”。日軍將走入小巷的中國人逐一殺死，并頭腳倒立埋在耿大挖就的坑中，雙腿呈V形露出地面。目睹著同胞的逐一被殺，想到瞬間自己也將呈V形埋入坑中，耿大終于反抗了。

——羅烽《第七個坑》

“如果說‘九一八’事變是中華民族苦難的開始，那么，‘九一八’國難文學便是對國家與民族的苦難敘事。”高翔認為，從羅烽的《第七個坑》中可以看到作者對亡國亡族苦難的書寫，意在告訴人們，民族生存的唯一道路不是茍安求活，而是義無反顧的抗爭。

苦難是“九一八”事變帶給東北乃至整個中國的難以磨平的烙印，在苦難的背后，還有不屈的抗爭。這些都是我們這個民族不可遺忘的歷史，“九一八”國難文學正是民族歷史生存的活化石。

“正是我們的先輩以文學的形式留下了大量與時代同步的現代國難的記憶，因此可以說，這種記憶與歷史一樣，是有無可替代性的。這些文本積淀著民族的集體的記憶，失去它們，也就失去了民族、失去了集體。民族認同的文學史資源的遺忘，是對民族文化的一種致命摧殘。因此，對這種文學進行搶救是責無旁貸的。 ”高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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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群的《沒有祖國的孩子》收錄了短篇小說20篇，中篇小說4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