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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書是寫給家人、親友的文字，是寫信人內心世界的反映，因為寫下的是心里話，古代又把寫信稱為“寫心”。由于寫信人生活在社會中，因此家書又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可以說萬千家書描繪了五彩斑斕的社會生活。筆者多年從事家書的征集與編研工作，接觸到大量各種各樣的家書，其中最動人的就是寫于抗戰時期的百余封家書了。家書中既有高級將領一心保家衛國的戰斗豪情，亦有普通士兵樸素的愛國熱忱；既有各階層民眾共赴國難的民族自覺，亦有普通民眾顛沛流離中的親情傳遞，生動鮮活地展現了中國人民長達14年的抗戰心靈史。

日寇入侵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心靈磨難

烽火連綿的抗戰中，很多普通的中國人家園被毀，親人失散，他們的悲慘遭遇和生前留下的家書，成為控訴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罪行的鐵證

上海淪陷后，小學教員姚稚魯奔波逃難時給妻子的家書

“在中原大會戰的準備聲中，武漢密布著恐怖空氣，走啦！走啦！重慶、成都、香港、上海，紛紛地忙著奔波，我呢，滿望到了漢口，或許在生活上有一點兒希望，如今可毀啦！不單舍卻你們，在外面度那可憐歲月，而且要跟上四姊逃難哩！……亂世做人，簡直不是人，過到哪里就算，也憂急不了許多。這幾天，這里謠言很大，說要‘轟炸武漢’，管他呢！‘在劫不在數，在數最難逃’，我便聽天由命吧！”

這是上海淪陷后小學教員姚稚魯奔波逃難時在家書里跟妻子說的話。說完這話不久，他就在憂憤交加中去世，但無人知曉他死于何處。只有他先后寄給妻子女兒的10余封家書，成了這位年輕的丈夫和父親留在世上僅有的痕跡。

1937年10月26日至11月12日，中國軍隊終于抵擋不住日軍的猛烈進攻，放棄上海，全線撤退。至此，歷時三個月的淞滬抗戰結束，上海淪陷。這對于姚稚魯一家而言，也是噩夢的開始。姚稚魯家原住在上海南市，淞滬會戰爆發不久，南市區老城廂很快陷入敵手，百姓紛紛逃難，姚稚魯只得帶妻子馬芳珍和兩個女兒慰瑾、亞瑾逃往法租界妻子的三哥家。面對紛亂的時局和越來越難以為繼的生活，姚稚魯與妻子反復商量，幾經猶豫，第二年4月的一天，最終決定拋下妻子和兩個年幼的女兒，獨自一個人揣著100元錢，到南昌、武漢等內地謀生。誰也未曾料到，這一走竟是他與家人的永別！

“慰兒：要知道沒有了你們便沒有了我，所以我最低的條件是不許你們離開了我，前幾天寄十塊錢，并且帶寄了四毛大洋給你和妹妹買東西吃的，想必已經收到，明天，到了漢口自然再要寄一點給你，你總要乖些，不要叫你媽生氣，要知道，我雖然在外面，一顆心卻天天在你身上呢！”

姚稚魯流亡期間，正值中日幾次大會戰之際，華中兵荒馬亂，難民如潮。他先后寄回上海的家書也能看得出寫于匆忙之中，紙張大小不一，書信形式各異，落筆草草，倉惶之勢顯然。從家書中，不難看出姚稚魯臨終前那幾個月凄愴的生活和悲涼的心態。

“我的病嗎？怕不會好了，因為這里醫院不但是少，而且診費奇貴，沒有上海那么便當，要是看一次，起碼得四塊錢，叫我出得起嗎？——有沒有送診的醫院？打聽不出來——就是在家里。我自從到了這里，沒有洗過一次澡，這里的苦處想你總該明白。總而言之，我的病生在破業的時候，就是該死！”

姚稚魯本想在內地找到一個落腳之處，再返回上海接來妻子女兒團聚，無奈這一愿望一直沒能實現，卻多次遇見日機轟炸和一波一波逃難的人群。他身在外，心在家，每天糾結于分離的苦痛之中。“‘悲莫悲兮生別離’，古人早有此言，我為什么要舍卻你們千里迢迢在外面奔走呢？”疾病、恐懼、生活無著，交織折磨著羸弱的姚稚魯，隨著戰線不斷往內地推進，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均成為前線，直到姚稚魯命喪武漢，他也沒能找到一個安穩的后方。

姚稚魯去世6年之后，湖南衡陽商會副會長、“集益”錢莊經理盧明璇也在逃難途中丟掉了性命。

1944年4月，日寇坂垣兵團大舉進犯衡陽。衡陽守軍在衛戍司令方先覺率領下奮起反擊。衡陽保衛戰持續49天，終因敵我力量懸殊，衡陽淪陷。淪陷前夕，盧明璇與同鄉結伴西撤，欲往桂林尋找兒子。逃亡途中，他不幸遭遇日寇，為其所俘并被迫當了挑夫。盧明璇一介文弱商人，體衰年邁，哪能經受住這般蹂躪？所幸不久他乘隙逃出敵人的魔爪，后幾經輾轉，備嘗艱辛，于1944年9月17日抵達廣西陽朔一個叫福利市的小鎮。此時的盧明璇饑寒交迫，孤苦伶仃，遠望家鄉，云山隔斷。為了早日返鄉，與親人團聚，遂給兒子寫下了一封求助家書。

“奈我只剩身上單衣，又無鋪蓋，資斧又不充裕，在近日天晴尚可抵御，設遇北風，豈不凍死。情迫無奈，于今早離開興平市（距桂林下水廿里），往陽朔進發，路途茫茫，行至此間，得遇同鄉恒慶祥蕭君留住一宿，囑宜坐船往平樂，大概明天首途如會到。錦德備妥川資，必暫刻回里一走，否則馬上返轉荔浦，或搭汽車或跑路，決議往柳州而來，再搭火車經金城江到獨山。話雖如此說，真是千山萬水，愁腸百結，奈乎阮籍途窮，不能不履此危險之路。余目光所察，本年難回衡陽，像此萍蹤靡定，將何得了？左右思維，勢非找到吾兒，方免凍餓之苦，至于春元啟它，它不知與汝有無通訊，滿姑生死難以探聽。午夜靜思，目不交睫，一家五口，各別一方，言之實堪痛心！”

然而當時正值戰亂，郵路不通，直至抗戰勝利后，這封家書才經由衡陽交通銀行投遞到已在屯溪交通銀行任職的盧明璇的兒子盧達杰手中。之后，盧達杰又接到一位周姓同鄉的來信，方才得知父親寄出這封信不久，又離開福利市流落到柳州，后因身患瘧疾，缺醫無藥，不幸病故，被周某等同鄉安葬于柳州示范農場。

姚稚魯和盧明璇都是普通的中國民眾，他們的悲慘遭遇和生前留下的家書，成為控訴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罪行的鐵證。可以肯定，命喪逃難路上的絕不止他們兩人。據國民政府的調查，戰時各省市難民及流離人民總數達9500多萬人。抗戰14年中，中國軍民傷亡高達3500萬人，其中江蘇省傷亡就超過200萬人。更多的中國人則是家園被毀，妻離子散。有家書為證。

日寇擾害，家人飄零，老母年近八旬，孑身故土，衣食費用如何取給，每一念及，心腸俱裂，真所謂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種不幸時事不圖于我輩親見之也。（1940年7月2日王南陔致侄孫王華林）

傳聞家庭巨變,房屋遭敵寇燒盡,人雖幸免于難,但衣物、器具悉付火中。思念及之，不禁淚下。我家何此不幸？本來生活艱難，已不堪其苦，今罹此種災禍，日后怎能設想？況母親已近花甲之年，年來又不斷遭劫，其中痛苦，自可想見。（1941年9月7日鐘敬之致弟弟鐘敬又）

這樣的家書還有很多，記錄了侵華日軍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巨大的身體犧牲、財產損失和心靈磨難，恕不能一一列舉。

抗日將士血灑疆場的民族精神

一封封絕筆信、托孤信，將先烈們的內心世界展現在我們面前，中國軍人保家衛國而不惜馬革裹尸，表現出了應有的血性和民族氣節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從此，泰山鴻毛之論作為一種生死觀成為千古遺訓，有氣節的人都會做出自己的選擇。70多年前，國家有難，匹夫有責。抗戰英烈們訣別父母妻兒，走向戰場，抒寫了一曲曲民族抗戰的悲歌。

王孝慈， 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參加渭華起義，擔任宜川特區黨委書記。后擔任晉中地委組織部長、冀西地委書記、太南區黨委組織部長。在此期間，他的兒子向俊安參加了八路軍，走向抗日戰場，父子并肩作戰。

1938年10月王孝慈給他的五弟向宗圣寫信，鼓勵他走出家鄉奔赴抗日前線：

“你應立即奔上抗日的戰場，在戰斗的環境中創造你的人生，開辟你的前途！俊安是我的愛子，我既贊成他的行動，這決不是無意味的稱贊。你了解嗎？也希望你打破庸俗人的見解，勇敢地走上民族解放的戰場，與俊安、與阿兄、與全中國抗戰的朋友們、與全世界擁護正義的人士們，手攜手的向光明、向真理的大道前進！”

向宗圣原在家鄉陜西渭南教書，在其兄的感召下，于1938年底離開日寇從未染指的家鄉，奔赴山西抗戰前線，參加了八路軍120師。1942年5月23日，在山西忻縣蘭村與日寇的激戰中被炮火擊中，不幸犧牲。

戴安瀾家書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應美國和英國的一再請求，1942年初，中國組建了遠征軍開赴緬甸。戴安瀾奉命率200師作為遠征軍先頭部隊赴緬參戰，“揚威國外，藉伸正義”。3月，戴安瀾率所部在緬甸同古保衛戰中殲滅日軍5000余人，但后在北撤回國途中遭日軍伏擊，受傷殉國。戴安瀾犧牲后，人們在他的皮包中發現了兩封信，其愛國情懷、報國之志，催人淚下。

親愛的荷馨：

余此次奉命固守同古，因上面大計未定，與后方連［聯］絡過遠，敵人行動又快，現在孤軍奮斗，決以全部犧牲，以報國家養育！為國戰死，事極光榮。所念者，老母外出，未能侍奉。端公仙逝，未及送葬。你們母子今后生活，當更痛苦。但東、靖、籬、澄四兒，俱極聰俊，將來必有大成。你只苦得數年，即可有出頭之日矣。望勿以我為念。……

就在給妻子寫了這封簡短的絕筆信之后，戴安瀾又給三位親友寫了一封托孤信，再次表示“余決以一死，以報國家！”信中同時流露出一個普通的父親對家人的眷戀不舍：“余如戰死之后，妻子精神生活，已極痛苦，物質生活，更斷來源，望兄等為我善籌善后。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想諸兄必不負我也。”面對強敵，戴安瀾實現了作為一名職業軍人時刻準備為國捐軀的誓言。

走上前線殺敵救國，不僅是職業軍人的職責，對于安徽省岳西縣店前鎮的農家子弟程雄來說，同樣義不容辭。

九一八事變發生時，程雄還在店前高等小學讀書，聽到消息，他立志投軍救國。為能掌握一些軍事知識，在體育老師指導下，他自制木槍、木手榴彈，在店前河灘上與同學們一起進行簡單的軍事訓練。1938年夏，他參加了第五戰區安徽省動員委員會直屬二十六工作團，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不久又參加了新四軍江北游擊縱隊。1943年5月，分配到新四軍第2師第5旅13團2營3連任副政治指導員兼黨支部書記、連長等職。臨行前，他給雙親寫下了一封家書。

親愛的雙親大人膝下：

兒這次為了民族，為了階級，為了可愛的家鄉，為了骨肉相連的弟妹求得生存和幸福，兒不得不來信辭別雙親大人，如果不能活著的話，雙親大人應保重玉體，撫育好弟妹。生活難度的話，可賣掉土地、房屋，把生命糊過來，到十年八年我們就好了，有飯吃、有衣穿、有房子住。現在兒就要離開大別山，走上最前線消滅敵人，保衛中華，望雙親不要悲傷掛念。兒為偉大而生，光榮而死，是我做兒子最后的心意，罪甚！罪甚！

從信中可知，程雄已經做好了為國家和民族犧牲的準備，同時又以不能為父母盡孝而自責。發出此信三個月后，程雄在江蘇省六合縣桂子山與日軍作戰中壯烈犧牲，年僅24歲。

褚定侯家書

1941年12月下旬，日軍重兵進攻長沙，與中國軍隊展開第三次長沙會戰。國民革命軍陸軍第41師121團2營6連排長褚定侯奉命堅守瀏陽河北岸，阻敵南犯。在即將與日軍決戰的前夕，他提筆給大哥寫了一封長達6頁的信，讀來令人蕩氣回腸。

“弟部隊已于昨日早晨出發進占陣地，而于昨日下午，師長親自到弟陣地中偵察地形，改命弟單獨守瀏陽河北岸之村落據點，命弟一排死守此處，命弟與陣地共存亡。又云若在此能堅守七天，則可有辦法。因此弟于昨日（廿五）晚率部到守地，連夜趕筑工事及障礙物，陣地之后五十公尺處即為大河，河闊水深，無舟無橋，此真為韓信之背水陣矣。本日情報：敵人已達汨羅江，計程三四日后能到此，然前線隊伍，能畢力能抵，則能否到此，是為問題。加之本日湘北本年冬首次飛雪，則敵人之攻勢，該稍挫緩矣。然吾軍各師官兵均抱視死如歸之決心，決不讓敵渡瀏陽河南岸來。弟告部士兵‘不要他渡河！’一句話，敵此次不來則已，一來則拼一拼。弟若無恙則兄可勿念，若有不幸則請兄勿悲。古云：‘古來征戰幾人回’，并請告雙親勿悲，生死有命，富貴在天，然弟一切自知自愛，務祈兄勿念。”

發出這封家書后不久，日軍就進至瀏陽河一線，褚定侯率部與日寇晝夜血戰，在前有強敵、后無援兵的困難情況下，直至全排官兵壯烈殉國，最后“與陣地共存亡”。

民族危亡時刻，不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不論是將軍，還是士兵，中國軍人表現出了應有的血性和民族氣節，保家衛國而不惜馬革裹尸，于是才有了盧溝橋29軍的奮起抵抗，才有了平型關的大捷，才有了“四行倉庫”的頑強堅守，才有了臺兒莊長達一個月的血戰，才有了長沙、衡陽慘烈的保衛戰，才有了“劉老莊連”的英勇犧牲，才有了佟麟閣、趙登禹、張自忠、左權等多位將軍血灑疆場，才有中國軍隊殲滅日軍154萬人、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巨大貢獻的輝煌戰績。抗日將士的這種氣節就是我們的民族精神，也是我們最終贏得抗戰勝利的重要原因。家國情懷，催人奮進，一封封誕生于戰火硝煙中的家書，將先烈們的內心世界展現在我們面前，雖然已經過去七十多年，依然能夠鮮活如初，感動你我。

各階層民眾同仇敵愾的民族情懷

“國難一天嚴重一天，凡是中國的國民，都要盡國民一份子的責任。”在救亡圖存的危機關頭，中國各階層人民表現了空前的民族團結

一封菲律賓寄往福建南安的僑批中，有幾張信紙使用的是菲律賓怡朗友聯匯兌信局印贈的信箋，信箋上印有“還我河山”

九一八事變激起了海內外中華兒女的極大憤慨，人們充分利用各種方式宣傳抗日，喚醒民族意識。在一封菲律賓馬尼拉與福建晉江之間往來的華僑家書中，采用了上海良晨好友社印制的多種抗日箋。抗日箋右側印有“同胞速起！抗日救國！”口號，左上角印有不同的漫畫圖案，圖案說明文字有“早滴狗涎，何所逃命”、“家亡國破，命賤如蟻”、“人其手矣，就其口矣”，形象生動，發人深思。有的信箋上印有“勿忘國恥”、“還我河山”等字樣。有的信封上還加蓋了“抵制日貨”的印章，印章內容有“抵制仇貨，堅持到底；臥薪嘗膽，誓雪國恥”，“欲救國亡，抵制仇貨；萬眾一心，堅持到底”等。

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全面抗戰，有計劃地培養大批抗日的軍政干部，1936年6月，中共中央在陜北瓦窯堡創辦中國抗日紅軍軍政大學(簡稱紅大)。次年1月，紅大跟隨黨中央進駐延安，并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簡稱抗大，公開招生。1月20日，抗大二期正式開學，至8月結束。這一期共設四個大隊，學員1362人。韓雅蘭就是第二期第四大隊女生區隊的學員。

韓雅蘭1905年生于陜西省蒲城縣，家庭條件優越，大革命期間參加中國共產黨。1936年6月從復旦大學國文系畢業，年底，她瞞著父母偷偷跑到延安上了抗大。1937年4月18日在寫給父母親的家書中說：

“兒要為改造不合理的社會而奮斗，為后來女子求幸福，也要和男人一樣為國家民族求解放，作一點有意義的事業，總比被人家氣死有價值得多。這就是兒此次來延安的主要原因，請大人想想，章乃器、沈鈞儒他們都起來挽救國家，兒受家庭社會的養育一場，怎能坐視不顧？所以兒決定來此學習一點真實學問，去應社會，求中國民族解放的方法。大人愛兒也必知兒之性，對任何事，決不會輕舉妄動，兒都經過長期的考慮過。這次到三原曉得了此地招生的事，兒曾經仔細地考慮過后才決定走的。因為時間的關系，不能回西安面商于大人。想大人看現在全國人民抗日的熱情，也許會不再生兒之氣。”

盡管抗大的條件相當艱苦，韓雅蘭卻感到快樂。“這里（指延安）的物質生活比較外面苦些，但精神方面則比外面快樂得多。”抗大畢業后，韓雅蘭奉黨的指示返回西安從事地下工作，參加陜西婦女抗日救亡運動。1943年6月因病去世，終年38歲。

1937年11月，日軍侵入浙江，杭州、紹興、鎮海、寧波、慈溪、余姚、溫州、臺州等沿海城市相繼淪陷，金華、蘭溪、麗水、衢州等內陸地區均成為前線。為挽救同胞的生命，正在同濟大學醫學專業讀書的劉宗歆提前畢業，參加了紅十字會醫療隊。1938年6月11日，劉宗歆在寫給妻妹陳麗的信中說：

“我現在又加入紅十字會醫療隊了。大考已過，成績還滿意。兩三天后，就動身到金華去。金華現在比較是算前方了，傷兵很多，沒有好醫生來救護，醫官都是不好的。金華現在雖然比較的危險，但我們仍是前去，多少人被槍殺了，多少財產土地被毀滅劫去了，難道我個人的生命還過分的重視！我很高興能到前方去生活幾時，到了那里，以后當再詳告近況。”

1939年開始，侵華日軍對浙江多地實施了細菌戰，成千上萬軍民因疫情而喪命。1941年6月20日，劉宗歆被聘任為浙江省衢縣臨時防疫處隔離醫院醫務主任。日軍在浙江義烏、金華等地播撒鼠疫細菌，對中國手無寸鐵的百姓實施細菌戰。12月26日劉宗歆在寫給妻子陳娟的信中說：“我在義烏診治鼠疫已得五十多人，半死半活（發病后一天半內服藥者多治愈，二天后服藥者多死亡），疫勢未減，很忙短時間不能走開。”很快就到了年底，劉宗歆在診治病人時不幸染上了鼠疫，很快發病，不幾日就去世了。

七七事變的消息傳到南洋各地，華僑更是掀起了傾力支援祖國抗戰的熱潮，紛紛捐款捐物，購買救國公債，有的參加義勇軍回國參戰。1939年4月，樹妹在從菲律賓馬尼拉寄給福建晉江淺姊的家書中說：“環侄整裝乘舟返國，但他此行不是回家省親，乃是為國當兵服務而去”。淺姊居住在晉江檀林鄉，她的“環”兒在馬尼拉隨姨父許文修在工廠做事。這位熱血青年在菲律賓華僑組織的號召下回國參軍，投身于抗日救國的隊伍之中。

華僑雖身處海外，但對祖國遭難、同胞受辱感同身受，故在家書中常常可見教育子弟用功讀書、誠實做人、誠信做事、盡忠報國的內容。比如1931年10月31日，僑居菲律賓的林錫國在寄給泉州兒女的家書中說：

“現在我的唯一希望你們，就是在這東三省失地，還未收回，那里三千萬的同胞，在暴日的鐵蹄下，被他們蹂躪殘殺，身受亡國慘痛，國難一天嚴重一天，凡是中國的國民，都要盡國民一份子的責任，同心奮斗，挽救危亡。你們雖然是小小的年紀，也應該努力念書，做一個替國家爭氣的人，切囑。”

除了華僑、大學生、白衣天使，我們還收集到了愛國紳士、商人、職員、勞工、出版人、保育生、抗敵演劇隊等階層的家書，家書顯示，在救亡圖存的危機關頭，中國各階層人民表現了空前的民族團結，展現出同仇敵愾的民族情懷。抗戰精神除了包括國共將士艱苦卓絕、血灑疆場的戰斗精神，各階層民眾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民族情懷，也包括廣大同胞團結一心、共赴國難的愛國精神。即使在家國蒙難的動蕩歲月，他們在一筆一劃寫就的家書中，仍然保持著尊老愛幼、兄友弟恭、夫妻恩愛、誠信奉獻的中華傳統美德，傳承著中華傳統文化，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譜寫了一曲高揚民族精神的愛國正氣歌，這也是中華文明浩浩蕩蕩、賡續不絕的原因。

張丁（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家書文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