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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河（海河）北岸，塘沽周圍的塹壕，拍攝于1860年8月，聯軍向大沽炮臺發起進攻之時

28歲的菲利斯·比托是意大利裔英國人，1860年盛夏，作為一名隨軍攝影師，他跟隨擁有16800多名士兵的艦隊駛往中國一個名叫大沽口的地方，一場侵略戰爭蓄勢待發。在當年，這名年輕人自己都沒有想到，作為世界上第一位拍攝大沽炮臺的攝影師，他拍攝的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場面和之后隨軍進入北京城記錄的城市景象，讓他的名字永遠被載入世界攝影史冊。他的作品成為世界上第一組戰地新聞攝影影像，也是記錄中國歷史最珍貴的照片之一。

150余年后，菲利斯·比托當年拍攝的一部分影像輾轉回到中國，被英國博爾頓大學古舊影像在讀博士生王溪收藏。和很多見到這本當年戰地影集的人一樣，王溪說，當看到大沽炮臺的斷壁殘垣和那些清軍尸橫滿地的慘狀，不禁對那段不堪回首的悲劇歲月唏噓不已。

大沽炮臺后方的入口，1860年8月，英軍由此發起進攻

來到中國前，比托曾在克里米亞半島拍攝血腥的克里米亞戰爭，之后抵達印度加爾各答，見證了英軍野蠻鎮壓印度人民大起義，用相片記錄起義者被鎮壓的慘景

菲利斯·比托是一個傳奇人物，不僅因為他的攝影人生在世界攝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他與日本歌伎的愛情被后人改編成了電影，他的攝影作品如今則成為歐美拍賣市場的寵兒。

王溪向記者展示的菲利斯·比托戰地影集收藏于2013年，影集中共有38張蛋白照片，收錄有比托1860年在北塘、大沽口拍攝的戰時影像，還有雄偉的紫禁城、北海、天壇和北京市井風光，以及記錄香港、北京等地的長卷全景影像“拼圖”。據了解，蛋白照片出現于19世紀后期，由于制作照片的過程中使用了雞蛋清混合液涂抹照片紙基，因此被稱為蛋白照片。這種照片感光度低、質感細膩，因為沒有照片放大技術，因此照片尺寸和底版大小完全相同。相冊的空白頁用墨水筆寫著“愛德華·卡特尼”——此人1855年被任命為英國皇家工兵部隊的陸軍上尉，并參加了第二次鴉片戰爭，是這本相冊最早的主人。

王溪介紹，這套影像拍攝的年代正值英國維多利亞時代。那個時代，大量英國探險者開始探尋西方人“未知”的國家，其中不乏像菲利斯·比托這樣的攝影師。來到中國前，比托曾在克里米亞半島拍攝血腥的克里米亞戰爭，之后抵達印度加爾各答，見證了英軍野蠻鎮壓印度人民大起義，用相片記錄起義者被鎮壓的慘景。在這個過程中，他結識了羅杰·芬頓等當時頂尖的攝影家，使得拍攝技藝更為精湛。

“在中國時，他為英國《倫敦新聞畫報》供稿，在那個年代，攝影的現實感能滿足越來越多的西方讀者對于異國風情的渴望。”王溪說。

清軍在炮臺周圍筑起的障礙物

即便沒有留住硝煙四起、喊殺聲震天的戰斗場景，作為記錄鴉片戰爭的重要視覺資料，這些照片仿佛被賦予讓時間停滯的力量，讓每個看到它的中國人對那段屈辱的歷史感到震撼不已

王溪總結，從專業角度來說，比托的攝影技術，無論是攝影方式、構圖還是內容，都讓人們看到他強大的基本功與善于發現世界的視角。

在這本相冊中，最為珍貴的是7張全景“接片”影像，其中4張展現了北塘以及大沽炮臺的全景，讓我們在如今依舊能感受到戰場恢宏的場面。王溪說，菲利斯·比托時代的全景攝影，最初的靈感來自于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歐洲巨型全景油畫。對比現在，如果你要拍攝某地的全景圖像，只要解鎖手機，“全景攝影”只是其中的一個簡單拍攝選項，但在1860年，卻絕非如此簡單。

中國守軍用過的大炮

那時的攝影師操作濕板相機，只能前后調整拍攝距離，盡可能收納景物，再將一張張照片拼接在一起，若要每張照片嚴絲合縫地相接，則非常不易，“在復雜的環境中，全景拍攝還原建筑、景物的全貌十分困難。精準的分段拍攝，當時全世界只有極少數人能掌控這門技術并形成獨特的拍攝風格，比托便是其中之一。”

靜默的壕溝、殘缺的炮臺、死亡清軍士兵的尸體……在今人看來，這些照片似乎并沒有反映戰爭的“現場實況”，而是記錄了戰斗后戰場的慘狀。對此，王溪解釋說：“當時濕板法拍攝技術拍攝時感光度低，需要火棉膠、浸銀、暗房和帳篷，拍攝顯影定影，曝光時間都有限制，不太可能拍攝戰斗中的場景。”即便沒有留住硝煙四起、喊殺聲震天的戰斗場景，作為記錄鴉片戰爭的重要視覺資料，這些照片仿佛被賦予讓時間停滯的力量，讓每個看到它的中國人對那段屈辱的歷史感到震撼不已。

被攻陷之后的大沽北炮臺，清軍官兵尸橫滿地

如今，雖然關于1860年大沽炮臺的資料十分有限，但可以這樣說，當年大沽炮臺的大炮在同時代中并不屬于落后水平，炮臺的士兵訓練有素，然而與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時一樣，炮臺并沒有擋住敵人進攻的腳步，“事實上，不是輸在對方，而是輸在自己”

這套戰地影集中記錄的大沽炮臺，在天津可謂家喻戶曉。自古，作為北京的門戶、海防的要塞，大沽炮臺扼守津京的戰略咽喉，戰略地位極其重要。

這座炮臺的歷史十分悠久，最早可追溯到明代嘉靖年間。當年，為防止沿海倭寇襲擾，朝廷在此設重兵，在大沽口兩岸設置大炮。到了清代，尤其是第一次鴉片戰爭后，清政府加強了建設，初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軍事防御體系，與廣州虎門炮臺遙相呼應，共同拱衛祖國南北大門。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1858年第一次大沽口保衛戰失利后，清軍著名將領僧格林沁奉旨重修炮臺，在海河口南北兩岸，修建了以“威、鎮、海、門、高”為名的5座炮臺，寓意炮臺威風凜凜鎮守在大海門戶的高處，這也是這座炮臺建設的鼎盛時期。1860年，英法聯軍入侵大沽口，首先在北塘登陸，包抄大沽炮臺，兩面夾攻，致使炮臺失陷。

文史研究者張誠在看到王溪收藏的這套菲利斯·比托戰地影像集后評價，這些照片是1860年大沽炮臺陷落后的真實寫照。如今，雖然關于1860年大沽炮臺的資料十分有限，但可以這樣說，當年大沽炮臺的大炮在同時代中并不屬于落后水平，炮臺的士兵訓練有素，然而與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時一樣，炮臺并沒有擋住敵人進攻的腳步。“事實上，不是輸在對方，而是輸在自己。就拿1900年的大沽炮臺來說，大炮本身是從德國進口的，安置在圓形軌道上，可以面對大海180度旋轉，也可調整仰俯角，這樣就可以更好地瞄準敵艦。每座炮臺距離彈藥庫都有一段距離，用小鐵軌運送彈藥，設計十分精巧。炮兵也是訓練有素，當年與八國聯軍作戰，有很多炮彈擊中敵人。”張誠總結說。然而，由于清政府的軟弱腐敗，面對外敵時決策屢屢不力，使得當年固若金湯的炮臺為戰火毀壞，祖國的大好河山遭到外敵鐵蹄的踐踏，直到今天，這段令民族痛心疾首的往事依舊讓人感慨萬千。

本組撰文 本報記者 肖明舒 照片由王溪提供 天津市檔案館與《城市快報》聯合主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