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建部原副部長仇保興在廣州接受采訪時稱:“廣州人口比倫敦多出三倍,交通用地僅為總用地的10%~12%,比倫敦更需要用擁堵費來治擁堵。”他表示,從開征程序上看,中國受到的阻力理應較小,為何還遲遲沒有落實?仇保興認為這是有人在“瞎吵”,以民粹與情緒,代替理性和常識。(7月23日《新快報》)
城市擁堵費不是一個新鮮話題。因為牽涉到收費,擁堵費實際上更是一種“次優選擇”,窮盡其他治理手段后,才能使用。
更深入些來分析,造成城市擁堵,至少包括這么幾個現實的緣由:城市公共交通體系不發達、機動車數量過多,以及中心城區的單一,造成市民工作上班的地點過于集中,形成上下班的出行高峰。要解決城市擁堵問題,勢必需要采取系列舉措。所謂收取擁堵費,充其量只能針對“機動車數量過多”而起作用,以收費來改變市民開車出行的習慣。正因為如此,再來看仇保興所謂的“市民‘瞎吵’造成城市擁堵費遲遲未開征”的公開表述,實在令人費解。
市民對城市擁堵費的收取,真的是瞎吵與民粹嗎?我并不排除,在那些反對者中,有著“應聲而和”者,甚至是意見盲從者,但市民對于有關自己的公共事務發表看法,不是一種天然的權利嗎?城市半徑在越來越大,大多數的城市家庭都擁有一輛或多輛小汽車。倘若要開征城市擁堵費,這些市民不僅將是直接的利益相關者,也將會是費用的主要繳納者。水、電、氣等公共產品的提價,都需要召開一場“像模像樣”的聽證會,又怎能不允許市民對收取擁堵費發表看法呢?
某種程度而言,市民熱議城市擁堵費并非“瞎吵”,更算不得民粹與情緒。恰恰相反,開征擁堵費還最不可或缺這些沸沸揚揚的議論。城市擁堵費,因為牽涉城市中的大多數家庭,所以必須慎重行之。具體到擁堵費本身,它也不是開征這么簡單。如何來確定收費的比重?將哪些區域劃定為收費區域?在征收之后,又該怎樣將這些費用用于城市交通狀況的改善?面對諸多的問題,決策者不能憑空做出決策,此時他最應該征集市民的意見,而仇保興所言的“瞎吵”,正是意見的來源。
至此,其實已可回答仇保興前面的疑問:從開征程序上看,中國受到的阻力理應較小,為何還遲遲沒有落實?阻力理應較小,這當然不假,但仇保興獨獨沒有提及,對當下的城市交通擁堵問題,更需要系統的長期的應對與改變:努力發展城市的公共交通;政府機關帶頭,減少城市機動車的出行;等等。國外的擁堵費收取,往往是與這些舉措同步而行,而在我國,不少管理者一開始想到的就是收取擁堵費。談城市擁堵,必談收費,而不問市民感受,這樣的觀點,其實大有謬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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