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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上百年歷史的濰坊樂道院，毀了又建。1902年重建后的樂道院，不僅是昌濰地區集教會、教育和醫療于一體的教會服務中心，也是西方傳教士、教師、商人、學者和醫務工作者聚會的活動中心之一。因為珍珠港事件，它被卷入戰爭之中，成為同盟國僑民在中國一段特殊歷史的見證。

濰坊，顧名思義，即濰縣與坊子的合稱。1948年濰坊特別市設立前，濰坊稱濰縣，坊子是其第十區。濰縣有個著名的教會中心——樂道院，由北美基督教長老會創建。1882年，北美基督教長老會派遣美國傳教士狄樂伯及其夫人阿撒拉來濰縣傳教，得到當地教友的協助，在老濰縣城東關買地建了“樂道院”。樂道，樂于修道之意。樂道院由教堂、學堂、診所三部分組成，用以傳教、辦學和開辦診所，院內的鐘樓成為當時濰縣城東部的標志性建筑。

1900年6月25日，濰縣義和團陳雙辰（又名陳錫慶）率團民火燒了“樂道院”，燒毀樓房42間，平房136間。1902年北美基督教長老會用清政府“庚子賠款”的10萬兩白銀，在濰縣縣城重新擴建了“樂道院”。重建后的樂道院占地200多畝，成為北美基督教長老會的山東總部。樂道院里除了教堂，院內還建有廣文中學和教會醫院，是昌濰地區集教會、教育和醫療于一體的教會服務中心，也是西方傳教士、教師、商人、學者和醫務工作者聚會的活動中心之一。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賽珍珠曾在這里居住，美國《時代》雜志的創辦人亨利·盧斯也曾隨父母在此居住過。

院里的教堂、醫院、學校除了外國友人主持和工作外，相當一部分工作人員是中國人，廣文中學的校長黃樂德就是當地人。他與德衛斯是師生關系，德衛斯原任濰縣廣文大學校長，后廣文大學與濟南廣智院等6所學校合并更名齊魯大學，他任教務長。

在樂道院服務的中國人成為這里的居民，他們與外國僑民成為朋友，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1941年12月7日清晨（美國夏威夷時間），在中國戰場被拖得疲憊不堪的日軍突然襲擊了美國海軍基地珍珠港以及美國陸軍和海軍在夏威夷歐胡島上的機場，珍珠港事件爆發。日本海軍出動6艘航空母艦，共300多架飛機，分兩個波次向美軍基地發起攻擊。重創美軍8艘戰列艦、3艘巡洋艦、3艘驅逐艦，摧毀美軍戰機188架，2402人殉職，1282人受傷。

12月8日中午，羅斯福總統做出了異乎尋常的舉動，不坐輪椅由大兒子攙扶著走進美國國會大廈，向參、眾兩院發表了為時6分鐘的講演，要求國會宣布“自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日本無端和怯懦地發動進攻開始，合眾國與日本帝國之間就已存在著戰爭狀態。”不出一小時，參、眾兩院一致通過了羅斯福的宣戰要求。當天下午，美國政府對日宣戰。

英國首相丘吉爾對此高興得老淚直淌，他已多次敦促美國對日宣戰，當天，英國也宣布同日本處于戰爭狀態。

隨后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紛紛對日宣戰，和中、蘇共21個國家建立了同盟國陣營，與德日意法西斯軸心國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展開。

美國情報人員發現，日軍關于珍珠港的一系列軍事情報，系在美國的日裔僑民充當間諜提供。日僑在美國開酒吧、舞廳、妓院服務美軍，同時竊取美軍情報。日海軍情報人員也化裝成漁民事先潛入珍珠港，與日間諜共同搜集情報。情報細致到星期日美海軍離艦人員比例，值班人員交接班的時間，以及離艦人員回艦時間，日軍據此確定星期日清晨為發起攻擊時間?；孛儡姶蟛糠秩藛T在沉睡中殉職，偷襲異常成功，美國上下對日僑恨之入骨。

珍珠港事件兩個月之后的1942年2月8日，羅斯?？偨y親自簽署了9066號行政命令，委托陸軍部將僑居在舊金山、夏威夷等地的6萬多日僑，強行集中到洛杉磯附近的指定地區統一居住，劃定無人進入的聚居區，隔絕其與外界的聯系。

日本似乎早有應對策略，為報復美國，他們隨即在中國全境搜捕同盟國在華的牧師、教師、商人等僑民，并將其全部強行抓捕，分別在香港、上海龍華和濰縣三處關押，將關押地命名為“敵國人民生活所” （簡稱C.A.C） ，實為集中營。其中因濰縣靠近膠濟鐵路，交通便利，加之樂道院地大房多，美國人又集中于此，日軍將魔爪伸向了這里。

日軍憲兵隊帶偽軍強行占領了樂道院，院內中國人被驅趕。憲兵隊長湯本宣典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年僅18歲的醫院女護士魏希芳強行奸污，并將其長期霸占。日軍還將樂道院周圍的中國居民驅逐一空，強迫當地苦力，把院內所有樹木砍伐一空，在院內的六個角落壘起崗樓、碉堡，架起機槍，圍墻上架設了一道道帶電的鐵絲網，一座幽靜而充滿歡樂的教會中心，霎時變成了陰森恐怖的集中營。

日軍將英、美、法、新西蘭、加拿大、古巴、希臘、澳大利亞、荷蘭、比利時等21國在華北地區（包括北京、天津、徐州、濟南、青島、煙臺、滕州等地）的2008名僑民無辜抓捕，陸續押送到這里秘密關押（后將400多名天主教牧師轉移到北京關押），羈押長達3年半之久。這里成為亞洲規模最大、關押人數最多的同盟國僑民集中營。

西方僑民中有許多世界著名人士，如英國400米跑奧運冠軍埃里克·利迪爾（榮獲1982年美國第54屆奧斯卡金像獎的故事片《火的戰車》，就是以他的素材創作）、華北神學院創始人赫士博士、曾任蔣介石顧問的基格（雷振遠）神甫、齊魯大學教務長德衛斯博士、中美重新建交后的第二任駐華大使恒安石、美國花旗銀行董事長夫人沙德拉·司馬雷、青島大英煙草公司經理韋伯、燕京大學理學院院長韋爾選及夫人燕京大學文學系主任謝迪克博士、英語系主任桑美德女士、哲學系主任博晨博士、化學系主任竇維廉夫婦、音樂系主任范天祥先生等33位知名教授；還有英國天主教神甫艾文德先生、后任加拿大海外基督教使團總監的米歇爾·大衛博士、基督教內地會以及煙臺芝罘英文學校創始人英國牧師戴德生的兒子戴存仁博士和芝罘學校的300多名歐美籍師生等等。

集中營被關押者中，上至年近90的老人（華北神學院創始人赫士），下至8歲的兒童，這其中就包括長大后成為作家的戴愛美，她后來專門寫過濰縣集中營的回憶文章，在集中營中與她年齡相仿的兒童有100多名。還有的全家老小被關押于此，20歲的德斯蒙德·鮑爾從上海龍華轉到濰縣集中營時，就發現他的母親和太太，還有同母異父的妹妹都已在一群囚犯中間。不管幾口人，只給一間六七平方米的低矮小屋，燒木柴的煙味兒嗆得人不能喘氣；大宿舍里，床與床之間相隔不到一尺。夜間小便、打鼾，甚至打飽嗝的聲音都清晰可聞，樂道院成為繼波蘭奧斯維辛之后又一座人間地獄。

自1942年到1945年8月30日這段時間，上千名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僑民被關進樂道院集中營，他們在這里經歷了什么？又是什么給他們帶來希望？

這個故事中，不僅有同盟國僑民的自救，也能見出中國人民對他們的無私幫助。

缺吃少穿，“日本人把這里糟蹋得一團糟”

這些有身份有地位的西方人無辜地被剝奪自由，上千名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僑民被關進集中營，被日軍分成6個隊，大人和孩子混合編隊，每隊三百多人，每一個人一個編號，印在臂章上，國別僅用英文字母表示，跟監獄里的囚犯一樣。不管老人兒童，一律都要學會用日語“日奇，泥，散，西……”報數。

清晨鐘聲敲過，全體僑民不管男女老幼都得到操場集合點名，各自報上自己的牌號。如果報數不對或聲音太低，就會遭到如狼似虎的日本看守的呵斥。經值日的日軍士兵校對名簿，6隊相加總數無誤，訓完話才得散去。

早飯后，除了80歲以上的老人外，其余僑民必須參加勞動。按各自的專長，分別充當面包師、廚師、鞋匠、洗衣工、鍋爐工、修理工、醫護等，其余沒專長的無論男女老少都得輪流幫廚、做煤球或種菜、運煤、拾柴、刨地、清除糞便垃圾等。幾百名中小學生上課前后也得干活。不服從，日偽軍就用腳踢，打耳光，用槍托捅他們的后腰。

高墻上鐵絲網圍困，房舍內破爛不堪，院內沒有自來水，廁所糞坑敞露、全院只有兩間淋浴的房屋，環境被破壞得比監獄還差。

英國人喬伊回憶：“日本人把這里糟蹋得一團糟，他們拿走了醫院里幾乎所有的東西，拿不走的就毀于一旦，所有窗戶都破爛不堪，廁所設備無法使用，幾乎無法讓人居住。”

不只是環境惡劣，日軍對他們封鎖一切消息，他們如同被關進了鐵籠子，成了聾子、瞎子，其精神所面對的折磨與虐待令他們無法忍受。

這些被囚禁的同盟國僑民之前散居在中國各地，過著優裕的生活。到了集中營，糧食實行定量配給，其中多為高粱、玉米等雜糧。日軍不斷擴大侵略戰爭，資源消耗殆盡，僑民吃的高粱和玉米大多是發霉的陳糧，土豆腐爛變質，少見的肉上則滿是蠅蛆。吃慣了面包的小僑民喬伊絲咽不下高粱米，她母親只好勸她：“不斷咀嚼，直到你可以咽下去。否則，你會餓死的。”

被關進集中營時只有8歲的戴愛美，長大后成為了一名作家，她曾回憶集中營的生活：“初期，早餐的主食一律是高粱和綠豆煮的一碗粥，午飯是一些燉和煮的食物，燉煮千篇一律，晚飯將午間的剩飯加在一起再燉煮。”

到后來早餐一周四天只有一杯茶，另三天是一盎司的麥糊；午餐只有白煮卷心菜湯和一只洋山芋；晚餐根本就沒有。

喬伊絲記得，有一匹馬在集中營摔死了，直到這匹馬腐爛之后，日本看守才允許讓僑民吃它。僑民們抱怨吃腐爛了的土豆會生病甚至中毒，日本看守威嚇道：“在吃完這些土豆之前，你們不會得到任何食物。”

除了食不果腹，僑民們被抓捕時都沒帶衣服，衣不遮體，很多孩子因為無鞋可穿，常常光著腳。

由于營養不良，人們體重下降，憔悴消瘦，體力枯竭，多生疾病。80多歲的戴存仁牧師體重減到不足80斤。最可憐的是那些孩子們，一個個齒暗無光，面黃肌瘦。已經發育的少女，連月經都停了。

學校老師發現，雞蛋殼可填補食物中鈣的不足。他們便將保留的蛋殼洗凈、烤焦、搗碎、研磨成粉，用湯匙逐一送到孩子們口中。面對難以下咽的粗粉，孩子們想吐出、噴出。在老師的鼓勵下，他們強忍著吞咽下去。

奧運會400米冠軍利迪爾的好友安妮小姐，在集中營第一次見到久未謀面的利迪爾時，見他又黑又瘦，穿著打著五顏六色補丁的襯衣，她都不敢相認。

在集中營不僅缺吃少穿，藥品更是奇缺。盡管僑民中不乏醫術精湛的醫生，但有些僑民卻因病后無藥物治療而失去生命。

奧運冠軍利迪爾在戴愛美這些孩子心目中，是快樂和光明的化身。他除了組織孩子進行各種游戲體育比賽外，還管著兩棟樓難友的日常生活事務，每天早晚要保證所有人參加集合點名，還要幫別人打水、搬煤、倒垃圾、清掃房間，晚上再輔導孩子功課。離集中營解放不足200天，這位奧運會金牌得主因患腦瘤得不到治療病逝。盡管天氣極寒冷，幾乎所有人都參加了他的葬禮。現在集中營遺址還有他的墓碑。

因病得不到治療、在集中營病逝的還有華北神學院創始人赫士博士。僑民們的肉體和精神遭受雙重折磨，近三年半時間，有40名僑民死于集中營內。

甘冒風險伸援手

墻內外都有中國人無私幫助

被囚禁的每個僑民都不會忘記當年中國人民對他們的無私幫助，在他們最困難的時候，是一個又一個中國人冒著被殺頭的危險，一次次將援助之手伸向他們，幫助他們挺過難關。

集中營食品供應最困難的時候，日軍乘機用以物換食品的手段盤剝僑民，一些難友不甘心被日本看守盤剝，冒險偷偷地將自己的衣服、金牙、手表、皮鞋等物品包裹好，在里面夾上寫有想換什么食物和自己名字的紙條，趁日本看守不注意，將包裹扔出大墻。墻內僑民與墻外中國人雖互不相識，但這些包裹一旦被中國人拿到，都會立即從墻外扔回比對方想換數量多得多的食品。

這種地下交易逐漸形成規模，僑民們稱之為“地下黑市”。為防止交易過于頻繁被日軍發現，斯坎蘭神父自愿做地下交易的聯絡人。5名傳教士所住的房間恰好靠近圍墻，他們聯絡上集中營外的一位康太太，也有說是江太太。這位太太或她的小孩從外面把雞蛋或小包裹遞進來，斯坎蘭等在里面接應。大批貨品遞進的時候，通常是在夜間進行。一段時間，集中營內經常收到大量的雞蛋。后日軍發覺搜查，但沒能根絕這充滿友情的“地下黑市”。

日軍對歐美僑民相對溫和，但對中國人卻極其兇狠殘忍。有一個中國臨時工因向營內偷帶食品，被日本看守打得失聰。上圩村青年韓祥攜帶食品試圖翻越圍墻給營內僑民幫助時，不慎觸電網死于墻頭，日本看守故意使其暴尸示眾。上虞河村一位13歲女孩韓貞昌，撿破爛時，因靠近了集中營外墻，日本看守認為她想幫僑民，殘酷毆打后將她扔入河中，她掙扎著游上岸來，又再被扔進河中，終因傷重力竭而死于河內。

集中營的供給日益惡劣，多病體弱的難友又無藥救治，僑民自治管理委員會的負責人德衛斯急需與他的學生、廣文中學校長、牧師黃樂德聯系，想得到他的幫助。日本人監控嚴密，惟一能自由出入集中營的中國人只有淘糞工張興泰。耿直忠厚的張興泰冒著生命危險將信轉給了黃樂德。

黃樂德接到信后，立即將2000元偽幣讓他偷帶進去救急，然后他領著兒子黃安慰，帶上干糧到處募捐，但在戰亂凋敝的時代，募得的零星款項杯水車薪無濟于事。無奈，他輾轉托人疏通關系，和兒子直接到昌樂、壽光找國民黨軍政長官張天佐、張景月募捐。經多次陳說利害，終于說服二位，共募集到善款30多萬偽幣，時值10余萬美金。黃樂德將這批款項讓兒子黃安慰與女兒黃瑞云分三批秘密送往中立國瑞士駐青島代辦處艾格外交官手中，再以國際紅十字會的名義購買藥物與營養品，分批送往集中營。正是這一批批的救命物資，才使得1500多名被囚禁的僑民度過了艱難困境，否則不知有多少僑民要在這里倒下。

1944年6月，發生了恒安石和狄蘭越獄出逃事件，之后日本人大規模搜捕，大肆殺戮焚燒，毀房千余間，殺死、殺傷中國民眾200余人。而恒安石、狄蘭二人一直被中國人保護，直至日本投降。36年后的1981年，恒安石重返中國，出任美國駐中國大使。

1945年8月，濰縣集中營解放后，恒安石曾重返濰縣，專門向幫助他們的張興泰表示感謝。1987年6月，剛剛卸任美國駐華大使的恒安石再回濰坊尋訪當年的恩人。當集中營的幸存者以及他們的后人再來拜訪恩人時，張氏父子已經去世多年，如此施恩不圖報的情懷讓恒安石等外國友人肅然起敬。如今，濰縣集中營遺址陳列館內保存著張氏父子的畫像，他們一如所有勤勉的中國勞動人民，皮膚黝黑，滿臉皺紋，但眉宇間神情堅毅。

集中營內部歲月

組建自治管理委員會，也曾秘密越獄

日軍的嚴酷看管，生活條件的惡劣，秩序的混亂與無序，促使集中營關押僑民組織起來，爭取權利，自我管理。僑民們通過民主選舉，組成了“自治管理委員會”。對樂道院以及濰縣和山東情況十分熟悉的齊魯大學教務長德衛斯，被推舉為自治管理委員會主要負責人；另一名負責人是曾任蔣介石顧問的基格神父，中文名為雷振遠。他們除了負責管理集中營僑民的各項事務，還負責與日本當局進行協調、談判和抗爭。

自治管理委員會利用日軍懼怕美國對在美日僑進行反報復心理，組織僑民與日本看守斗智斗勇，最大限度地爭取權利和自由。他們秘密組織與外面的鄉民進行交易，換取食品；秘密與外界聯系，爭取有關方面的援助。最成功的是恒安石、狄蘭成功越獄逃跑，使得集中營與重慶美軍援華總部取得聯系，爭取到國際紅十字會的援救物資，并為美軍空投傘兵部隊最終解放集中營做了充分準備。

與外界的聯系， 一直是基格神父以衛生巡查隊隊長的職務做掩護將書信打成小包，讓淘糞工張興泰帶出，后來看守產生懷疑，出入嚴加搜查。基格便把信藏在小錫盒里，修理工焊好封嚴，投進糞桶，隨糞車帶出。有時是張興泰將密信塞在鼻孔里，或粘在糞桶底下帶出。

戰爭遲遲不能停止，獲得自由的日子眼見得遙遙無期。以基格神父為首的幾個年輕人開始秘密籌劃，準備出逃，并爭取到中國政府和美軍總部的救援。研究決定，曾擔任過英國海軍上尉的狄蘭和神父漢奎特被選為承擔出逃任務的人員。狄蘭退伍后在天津英美煙草公司任職，他的漢語很好，便于同地方游擊隊溝通；漢奎特是神父，更容易得到濰縣百姓的幫助，因為樂道院的傳教人員在當時的濰縣城鄉有相當的信任度?；窳羰丶袪I，負責處理出逃行動的善后事宜。集中營內教會的“權威”拉什福德神父得知了他們策劃出逃的消息后，擔心日本人對集中營內神職人員進行報復，進行了干涉，假若如此冒險，只能停止教會活動。不能再做彌撒，這對西方人來說是不可想象的。于是，基格和漢奎特商量重新選擇出逃人員，將漢奎特換成了曾任北平輔仁中學教師的美國小伙子恒安石。

越獄出逃不能離開當地抗日游擊隊的幫助，如何聯絡？他們仍選擇了忠實朋友張興泰。張興泰將消息傳給黃樂德，黃樂德找了在樂道院做牧師的王紹文之妻楊淑蘭，能說會道的王紹文密訪國民黨魯蘇戰區游擊第四縱隊司令王尚志，王尚志答應相助營救?？梢驗樗目v隊在平度孫正村與日軍發生激戰，王尚志被俘，接應營救計劃由原副司令王豫民繼續。

他們出逃的地點，選中西墻中間的一個瞭望塔。高高的圍墻，只有從瞭望塔才容易爬上去，瞭望塔建在墻的一個凹處，剛好避開來自西北角的探照燈光。看守每天晚9點換班，新上崗者按規定要沿此墻邊道路巡查一遍，通常需時約10分鐘，在那10分鐘里必須逃脫。出逃的晚上，一定要沒有月亮。接應地點，選在集中營東北約3公里左右的一塊墓地，這里有茂密的松林，便于隱蔽。

消息送出之后，經過一周的焦急等待，四縱隊才經楊淑蘭傳回答復信。6月9日晚上，月黑風高之夜，恒安石和狄蘭兩人驚險逃脫集中營，如期得到抗日游擊隊的接應。出逃成功，王紹文又遠赴重慶找到美國駐華總部。不久，美軍安排飛機將王紹文及12箱物品空投到昌邑南鄉。狄蘭和恒安石隨部隊參加了抗日活動，居留在由四縱隊改編而成的山東挺進軍第十五縱隊一年多。

值得一提的是，為了驅走寂寞和孤獨，在自治管理委員會的努力下，集中營中的僑民開展了各種學習、工作和文體活動。組建了救世軍樂隊、話劇社和歌詠隊、舉行舞會，慶祝圣誕節和復活節。救世軍樂隊中，有幾位是天津歌舞團木管樂組的成員和業余提琴手。他們穿梭在醫院、教堂，頻頻演出，為僑民們帶來了歡樂。1945年5月，德國宣布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傳到集中營，他們猜測離重獲自由的日子不遠了，救世軍樂隊將當時的美、英、中、蘇四國國歌擇段重編，加上宗教頌曲秘密排練演出，準備迎接集中營解放的那一天奏響這《同盟國進行曲》。

1945年8月17日上午9時許，美軍駐華總部派出代號為“鴨隊”營救小組乘B—24型轟炸機抵達濰縣時，集中營里的人們瘋狂了，有人高舉拳頭揮向天空，有的哭泣、大笑、擁抱、跳躍，更有的將嗓門喊得嘶啞。幾個年輕人爬上高高的鐘樓樓頂，將一面為迎接解放而事先準備好的美國國旗展開。

狄蘭和恒安石將分成四片的小收音機傳遞到基格和漢奎特手中，霍楚伊再拼裝成收音機，難友從收音機里得知了盟國的勝利，同時也增添了惆悵，他們擔憂，日本人如果預知失敗已成定局，會不會提前對他們實行槍殺以泄憤？會不會以同盟國僑民做人質，對同盟國停止轟炸日本本土提出要挾？

一切顧慮于1945年8月30日結束，美軍駐華總部委派萬伯格中校率隊乘機來到集中營，代表美國在華駐軍正式接管。集中營解放后，狄蘭和恒安石重回樂道院與難友歡聚，同幫助他們逃脫的基格及張興泰等合影留念。此后的幾個月里，重獲自由的僑民分期分批安排回程，離開樂道院集中營。

對集中營的幸存者而言，這段特殊的經歷，成為他們終身永遠揮之不去的記憶。 黃國榮

本文作者歷時三年追尋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以此為素材所創作的長篇《極地天使》，將由《人民文學》雜志8月號發表，同名書將由作家出版社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