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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根據大學的辦學特色和定位，選拔適合自己培養的學生，而不僅僅通過高考分數錄取學生，同時通過考試招生制度的變革引領學生綜合素質培養，這是中國大學招生機構乃至教育界目前面臨的重要課題。

這種新型的招生體系如何構建？近日，“中美頂尖大學人才選拔體系研討會”在北京大學舉行，來自美國斯坦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芝加哥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世界一流大學的招生委員會主席應邀與來自北大、清華等40余所國內高校的招辦主任及部分中學校長，共同圍繞這一主題展開深入探討。

“招到適合自己的學生，而不是高分學生”

斯坦福大學招生及助學金主任理查德·哈丁·肖介紹說，在美國高校，以往的“憑分錄取”已經被綜合性選拔標準所取代，尤其在頂尖大學招生委員會及各行業協會不斷反思“大學使命”的思潮下，人才選拔的綜合性評價模式也應運而變。

“美國和中國一樣都注重高等教育，在申請大學的時候，大家都想知道大學錄取的秘訣，但學生和家長很難知道哪些標準是大學錄取的標準，因為大學使用的標準不是一維標準，而是多維標準。”麻省理工學院招生主任斯圖爾特·斯米爾表示。

談到招生的理念和原則時，芝加哥大學副校長詹姆斯·納多爾夫坦言，“最重要的是招到適合自己的學生，而不是高分學生”。美國頂尖大學的人才選拔與大學的使命息息相關，大學對學生的評價，既有共同的價值標準也有自身的價值標準，不同學校對同一學生的評價結論是可以不一樣的，每個大學有不同的選才理念和側重點。

就一些中國高校招辦主任擔心的錄取“撞車”問題，理查德·哈丁·肖表示，在美國基本不會出現“一生多投”，因為各校特色和優勢都比較明顯，學校使命也各不相同。他們會鼓勵學生在報考前縱向比較，比方說，想讀理工類學校，那就多比較幾所理工學校，經過一段時間的比較，學生都能選擇最適合自己的學校。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副校長安妮·盧卡介紹說，美國頂尖大學綜合性評價的實質，一方面是通過對學生的學習潛力、知識結構、創造力、表達能力、價值觀、特點等各方面素質進行綜合評估，更好地判斷學生與學校是否相互適合。另一方面，通過綜合性評價，尤其是引入可驗證的定性評價，是為了實現更大的教育公平。

在斯圖爾特·斯米爾看來，“純粹的唯分數論是不公平的”。一名學生考試成績的高低，往往跟其所在的教育環境、家庭背景有關，因此如果只按分數錄取，對于那些沒有機會上優質中學、家庭困難的學生是不公平的，而這些學生中，往往有不少很有潛質的學生，他們應該得到更好的教育機會。

綜合評價主觀性與公平性如何平衡

一些與會的中國中學校長擔憂，不看分數而通過綜合評價的方式來招生，不可避免地要面臨人為因素、主觀性的干擾。

理查德·哈丁·肖也承認，人的主觀性很強。為了對學生的判斷不被個人主觀意志干擾，綜合評價模式也在不斷改變。他強調，綜合評價的核心是公平，公平對待每一個申請人，意味著不僅看成績，還要看他之前的環境和所擁有的機會。

推薦信被廣泛應用于美國大學招生中，近年來中國部分大學自主招生也開始嘗試實名推薦制，但其權威性受到質疑。理查德·哈丁·肖說，不恰當的個人關系確實會阻礙公平，該校讓與學生有直接關系的人來寫推薦信，如果大學招生辦公室了解這個家庭認識某個人物，則不會把這個人物的推薦列入考慮因素。

就綜合評價的公平性而言，斯圖爾特·斯米爾以跳水比賽為例表明，可驗證的定性評價是可執行、公平的。他說，用運動員落水的時間評價是沒有意義的，而應該使用其他的指標，如動作的難度、完成的完美程度等。而這些指標，只能是基于裁判的個人定性評價，但這樣的可驗證的定性評價完全是可執行的、公平的。

安妮·盧卡則認為，通過流程和培訓，可以排除個人主觀性的干擾。她介紹說，在美國，大學招生是一個高度專業化與職業化的工作，從業人員往往有多年實際工作經驗，并受到過長期的鍛煉與培訓，這一群體的壯大及流動，也保證了職業規范的建立與招生流程的可靠，“像伯克利分校的招生部門有全職人員160多人，參與初審的臨時人員更多”。

在北京大學考試院院長秦春華看來，“只要是人，就會有好有不好，關鍵看制度如何約束人”。他認為，美國招生錄取也有丑聞，有人情因素，但仍可實行綜合素質評價，關鍵是制度設計有效，降低了違規的可能性；而且違規成本很大，有效地威懾了違規的企圖。

設計出中國大學自己的招生綜合評價模型

在此次研討會上，來自美國的4位招生官帶來了很多“干貨”，不僅全面展示了美國頂尖大學本科招生過程的選拔標準、理念、原則和管理流程，而且還通過真實的案例，讓參會代表見到了真正的綜合評價和招生錄取的過程。

“可以借鑒的地方很多，但最根本的，還是我們要設計出每個大學自己的招生綜合評價模型。別人的東西再好，也不能直接拿來就用。”秦春華表示，在中國，建立綜合評價體系最根本的，還是要設計出中國大學自己的招生綜合評價模型。

秦春華的這一觀點，也是與會中方代表的共識。在南京大學招生辦公室主任索文斌看來，建立有中國特色的高校綜合評價體系，最重要的是變對“分”的識別為對“人”的考查，首先要明確“人才”的定義，“優秀”是不是就等于“高分”？差一分是不是就是不同層次人的分界線？

在這方面，北京科技大學招辦主任尹兆華感觸很深，每年招生咨詢的時候，她被問的最多的就是“多少分能上”，招考分數成為評價學校的不二選擇。她認為，這需要大學思考人才培養的目標到底是什么，招生標準有哪些？制定符合學校特色的人才選拔標準，需要每個學校明確自己的價值觀，而這恰恰是中國高校普遍欠缺的，高校要珍惜自主招生試點的機會，探索適合學校特色的選拔標準。

索文斌認為，結合各高校近些年在自主招生等特殊類型招生中積累的經驗，探索更加完備、科學的以高考分數為基礎，以綜合素質評價為補充的綜合考核模式，應具備更多的維度和考核方式，在可操作的前提下，考核內容應充分尊重考生的個性，認識考生特長和興趣對其未來發展的重要影響，從專業人的視角對考生全面評價。

大學的錄取標準對基礎教育的影響不容忽視，在人大附中副校長沈獻章看來，在新的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模式下，綜合素質評價不是學生從高一到高三成長記錄的流水賬，也不是貼標簽式、籠而統之的評語，而是要反映學生高中三年在學科競賽、文體特長、社團活動、社會實踐等方面，看得見、摸得著、可量化、可印證的真實情況，突出綜合素質評價的“剛性”。

沈獻章認為，這將倒逼中學教育進行改革，選擇一切能夠實現全面發展的方式，盡可能提高學生未來發展的潛力，鼓勵學生不僅要把書讀好，而且要提高綜合素質，最終會促使中學教育教學發生全面的變革。■記者 萬玉鳳 柴葳 見習記者 董魯皖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