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叮當寫下的“遺書”(圖片由警方提供)
“我兒子不見了！他才9歲，留了一封遺書！”周一晚上9點20分，良渚派出所接到了黃女士報警，電話里她忍不住哭起來。
值班的副所長宋澤鋒，迅速安排民警趕到黃女士家，視頻組的同事們也同步展開行動，開始調黃女士家附近的路面監控。
民警孫杰到場時，黃女士正坐在家里哭，手里攥著那封兒子留下的“遺書”。
這是從小學生的作業本里撕下的一頁紙，抬頭寫了“遺書”兩個大字，筆跡稚嫩，確實是孩子寫的
“遺書”里用鉛筆寫著：我真的受不了了，每天你都要訓我一回，一想離開人世后是我自由自在的時間是多么幸福呀，請讓我的東西和我一起下棺吧，可能你不會那樣做，我也可以見到我老爸了。你也會很自由了。你問妞妞向那個小朋友要來降落傘的15元是用來買少年宮門口的降落傘。請做好每一件事，請好好照顧我的花，這是我最后的希望了，我出走好了。
后面還端正地寫了日期，署了名。
媽媽：我可能對兒子過于嚴格了
“這個小朋友，語氣這么嚴肅，但又似懂非懂的，想預測他去了哪里，還真是蠻難。”孫警官想問問黃女士，以前有沒有發生過類似的事，兒子一個人，平時愛去哪里玩，但黃女士泣不成聲，說不清楚，“只說孩子小名叫小叮當，出走的時候，應該還是穿著小學的校服。”
孫警官馬上和同事們開車出去找。沿路問了幾個路人，一個大姐告訴他們，剛才好像是看見有個小男孩孤零零在親親家園門口出現過。
“有了大致方向，我們就把警力都集中過來了，搜索了20分鐘，果然在銘雅苑小區門口看到了小叮當。”民警們遠遠喊了小叮當的名字，小男孩本能地一回頭。
出走了近一個半小時，小叮當離家也才兩三公里，總算有驚無險。民警帶他回家，他面無表情，不說話也不抗拒。
看到兒子，黃女士沖上去抱起來失聲痛哭，小叮當也哭了，但卻瞪大眼睛，盡可能不讓旁人看出來自己在哭。孫警官勸了兩句，叫他不能再這樣讓媽媽擔心，小叮當認真地點了頭。
“小男孩看著瘦瘦小小，不像是很頑皮的樣子。看到媽媽他也放松了，還跟我說了幾句話，說他沒事，他剛才就拿了5塊錢，到樓下買了瓶礦泉水，然后一邊喝水一邊隨便走走……”
黃女士對民警們道了謝，讓兒子先進屋，自己跟民警談了一會。原來她丈夫早逝，多年來一直獨立帶小叮當，現在自己在杭州從事早教工作，工作地點其實就在家旁邊。
“離家近我也放心點，有什么事隨時可以回來。”黃女士淚水一時還止不住，“可能是我自己從事教育工作的關系，對兒子的學習也要求特別嚴格一點，他又比較貪玩，我有時候忍不住，難免聲音大了一點，會訓他。慢慢的，他可能就有點逆反了……”
昨天上午，民警回訪了黃女士。黃女士情緒已經冷靜下來，再次道謝。“她說她后來仔細想過，覺得自己對兒子可能是過于嚴格了，今后會換位思考，適當給他一些玩樂的時間，也會多在家陪陪他。小朋友估計也是覺得自己這次動作大了，這兩天蠻聽媽媽的話。”
一周有6天被罵，考試96分以下就要挨打
有個9歲男孩有了間發性的癔癥性反應
教育孩子，寬和嚴該怎么把握？
浙江省立同德醫院心理科主任、兒童心理問題專家徐方忠教授說：“發生類似的事，孩子回家后，家長既不要非常遷就，也不能打罵孩子，最好的方法是，先做點孩子平時喜歡的事平復他的情緒，比如做點孩子平時愛吃的。等孩子吃完了，對立的情緒有所改善了，再心平氣和地和孩子談一談，可以誠懇地檢討自己做得不對的地方，但也一定要告訴孩子，離家出走也是不對的行為，這種行為對他自己很危險，更不能用來作為和大人談判的砝碼。有什么不滿，可以和大人溝通，直接講出自己的需要和感受。”
隨著孩子年齡的增長，家長的教育方式要從小時候的指令型、強制型向協商、說理、引導的方向發展，和孩子說話要有平等的態度，給予足夠的尊重。
上周末，徐方忠教授剛剛為一個也是9周歲的男孩做過心理咨詢，這個男孩的父親常年在杭打工，媽媽獨自在江西老家帶兒子，對兒子的要求也非常高，比如學習方面，這江西男孩現在讀4年級，母親要求他每次考試都得96分以上，96分以下就要挨打。孩子說他一周里起碼有6天會被罵，男孩倒是沒有離家出走，但因長期處于母親的高壓之下，每天都會感到胸悶，經常會不自覺地大喘氣，還有了間發性的癔癥性反應，突然會看不見或者聽不見。徐教授和男孩的母親說，要解決男孩的心理問題造成的這些軀體癥狀，首要問題就是改變現有的教育模式，不能一味高壓，不然孩子的病情只會進一步加重。(都市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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