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紀念館內關閉的多媒體設備。 王逸飛 攝
中新網杭州10月22日電(記者 王逸飛)本月上旬，中國人民銀行正式發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普通紀念幣1枚。紀念幣雖小，卻引爆了杭州市民的熱情，當天銀行網點前早早便排起了“長龍”。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9月份幾天法定紀念日后，杭州各抗戰紀念館卻再次陷入了冷清。記者走訪了多家紀念館，卻毫無例外遇上了“空無一人”的情況。意義同樣為紀念抗戰，眾多抗戰紀念館的吸引力尚不及一枚硬幣，令人唏噓。
歷史愈發無人問津、存在意義大于紀念意義、紀念意義大于教育意義……其實放眼全國各地，類似抗戰紀念館的生存狀況已然開始引起關注，也將它們的存在推向了一個尷尬的位置。如何讓這些紀念館不再“沉默”，讓“銘記歷史、緬懷烈士、傳承精神”的口號不落空，紀念館本身與政府層面，或許還應該做更多。
抗戰圖片展“門可羅雀”。 王逸飛 攝
走訪紀念館難見一訪客
10月的西湖景區人頭攢動，入秋的氣溫讓人氣不降反升。在距西湖不遠處，便隱藏著一座抗戰紀念館——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杭州舊址紀念館，它也是杭州首個“國家級”抗戰遺址。
走進紀念館，客廳、廚房、臥室多陳列著那時的舊物，而二、三樓的展廳則擺放著少數當時的文件、證書，更多的是嶄新墻上貼起的文字介紹與照片。隔壁的多媒體廳的墻上掛著紀念館開館及中韓政府高官、團體曾經到訪時的熱鬧景象，與眼前二三十把椅子和電視安靜“等”在屋內，形成著強烈反差。
紀念館雖聲名赫赫，但或許是藏于市井，記者在這座三層民居改建的博物館內，并未見到任何游客與參觀者。偌大的屋子，只能聽到地板上的腳步聲，而直至出口才傳來辦公室內工作人員的說話聲。而就在和紀念館同一“院子”的某餐廳，雖是下午三點多，戶外的太陽傘下仍坐滿了享受下午茶的市民。
記者后來到位杭州革命烈士紀念館，在這里的“見義勇為”紀念館內，“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圖片展仍在進行，展廳兩側擺滿展架，但記者卻未見到參觀者。因為人氣原因，展廳內的多媒體設施均關閉著，甚至服務臺也沒見到工作人員。在館前的小廣場上，甚至成為了個別車輛的洗車場地。
在位于更高處的革命烈士紀念館，記者也遇到了同樣的冷清。展廳里只回蕩著教育片的解說聲，仿制的刀槍、塑像安靜陳列在館中……
“許多同類型的紀念館陷入冷清在全國也是一個普遍現象，甚至說也是一個長期問題。”浙江革命烈士紀念館館長王應有告訴記者。
同樣，在其他城市也有媒體走訪發現，由于平日里缺乏足夠的“人氣”，一些抗戰紀念館也陷入了“沉睡”。
如天津在日殉難烈士勞工紀念館，遠離市區幾十公里，由于媒體采訪才“特地”開了門。紀念館負責人說，2006年修建至今，展館每年的接待對象主要就是學者、學生或前來悼念的家屬。一些當地居民甚至不知道該紀念館的存在。
西湖景區附近的一處紀念館。 王逸飛 攝
多原因造“沉默”現狀
事實如此，那么致使許多抗戰紀念館陷入“沉默”的原因又是什么？
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政府管理系主任范柏乃告訴記者：“國內做很多事情都會一哄而起，包括紀念館、文化禮堂等，而各地抗戰紀念館大同小異，不同地方卻看不到不同的特色，導致了‘名存實亡’。”
有業內人士曾指出，“沉睡”的紀念館往往存在著“三多三少”的共性問題：文字圖片多，身臨其境少；教條背書多，情感講述少；恥辱災難多，民族抗爭少。
浙江省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姜佳將告訴記者：“從抗戰紀念館本身來說，首先面臨著文物匱乏、內容雷同、文物零散問題，所以導致了千館一面。同時許多紀念館前期規劃設計存在一些問題，硬件設施雷同，只有比較簡單的觀展服務，單純注重政治性理論性，布道式的說教比較強一些，而傳播表現感染力不夠，不能把紅色文化更好地、更活潑的展現出來。“
“在營銷推廣上，紀念館本身不會像景區一樣營銷推廣，所以知曉度會低，它靠政策推動和政府支持，而市場機制運作則做的一般。最后也有專業人才比較匱乏的原因，很多故事不同的人來講感染力完全不一樣。”姜佳將說。
浙江省革命烈士紀念館1991年建成正式開放至今，已累計接待參觀者近750萬人。“目前年均接待十五六萬左右，但主要還是集中在重大的節日、學生夏令營等。”王應有說。
他認為，首先社會與館方在對紀念館的認識上存在誤區。“中國人對于紀念館的功用認識還是不足的和狹隘的，從主辦方來講在建館時認識也有問題，過于注重高大上和儀式感，很多紀念館意識形態說教形式比較嚴重，而不是以傳播打動人，講究從情感的接近性，藝術魅力怎么吸引公眾。”
“我覺得也有紀念館體制上的原因，很多紀念館是事業單位，在管理方面、進人方面等有很多限制，這是傳統形成的，非短時間可解決。這樣大家都吃財政飯后，形成了一種新的‘大鍋飯’體制，無法真正體現出獎勵性績效的作用，所以員工素質、積極性體現不出來，紀念館特色、專業性就顯現不出來，傳播質量也打了折扣。”王應有說。
據了解，目前浙江各種紀念設施，包括抗戰紀念館在內有百余處，而其中大部分都是依賴于政府財政生存。
王應有表示，這些紀念館除紀念緬懷功能外，還有社會教育、學術研究、文物收藏等功能。“目前紀念館在紀念緬懷功能上往往做了很多，但在后面幾項功能的發揮上弱了些。”
缺乏人氣的紀念館設施。 王逸飛 攝
變革需政府館方“雙管齊下”
“抗戰紀念館不能坐享其成，而要主動創新！”王應有一直在思考，如何改變當下面臨的現狀。
對于改變，他告訴記者，紀念館首先要善于講故事，刷新公眾認識。除了打好攻堅戰，還要打好持久戰，思考平時怎么樣發揮功能，拓展影響力。
王應有說：“一個好的紀念館應有幾個特征，第一就是人文性，紀念館存儲的是人類知識、智慧和精神記憶，傳播的是社會正能量，需要彰顯人文內涵和和人文關懷，體現關心人、尊重人，激發人的創造性，首先就歷史的人文性來講，要從一些細節上真正還原和深刻挖掘，在研究、傳播、展陳、講解時有針對性。我們以前更多是注重烈士的群像，而不是個體鮮活的生命、情感，這是類似紀念館需要增強的。”
“紀念館還需增強公共性，想辦法發揮公共教育功能，通過搭建活動載體、平臺，讓公眾參與，達到潤物細無聲的效果。紀念館的公共服務也要精細化、人性化、專業化。最后就是專業性，從內外部環境規劃、展陳設計到內容安排、傳播方式技巧，再到人的專業性，專業性要用出來，這塊上還有很大的探索空間。”王應有說。
目前王應有正在著手為浙江革命烈士紀念館設計自身標識、Logo等，通過品牌化、策劃更多公共藝術事件、活動，讓紀念館面向社會走近社會，在摶塑社會的精神力量發揮重要作用。
他還建議，要整合業界力量，把浙江省紀念館整合起來成立相應協會，在全省起到引領示范作用，形成整體的合力并帶動個體提升。
姜佳將則認為，抗戰紀念館應更好的深入研究文物，挖掘背后的歷史記憶和故事，真正做到讓文物說話。而在規劃設計方面，要注重參與性、體驗性等項目開發，用聲光電等豐富多元的手段更現代立體的展現紅色文化。“在營銷推廣上，要更好的利用市場機制去做營銷推廣，并且培養專家型的專業人才。”
“要改變現狀，現有抗戰紀念館方面敢于出新，并與少年宮、中小學育人緊密結合起來，將參觀紀念館、愛國主義教育納入幼兒園、中小學教育范疇。”范柏乃說。
在各方人士看來，若要結束抗戰紀念館面臨的尷尬局面，政府也是其中重要一環。
范柏乃認為，政府層面應對抗戰紀念館的設立、運行進行頂層設計。“國家層面設立紀念館是個好事情，但要出一個頂層設計，哪些地方與抗戰緊密相關的，哪些地方可以建紀念館，不能過亂過多，一方面失去應有紀念意義，另一方面也消耗了大量財政。頂層設計要清楚國家需要有多少抗戰紀念館，分布到每個省有多少等，此外在財政上要有全面的通盤考慮。”
他表示：“政府還要建立審批制度，不能想建就建，而要明確規格、費用、形式。并對已經建立的紀念館加強監管，定期評估，不要‘名存實亡’，有些紀念館建立起來極少有人去過，某種程度上我認為該廢除廢除，該轉為其他用轉為他用，因為紀念館如果投資幾千萬，運營費用也很高，如果成為被遺忘的角落了，反而不利于我們紀念抗戰、銘記歷史。”
王應有指出，抗戰紀念館做一些事情，即使有想法也會面臨資金、資源上的束縛，所以也需要政府的重視。
“政府對于紀念館管理，該加大投入還是要加大投入，我們講投入現在往往‘重硬輕軟’，硬件花了很多錢，但更在于后面要發揮它的功能。也要推動紀念館管理與服務上的精細化，加強紀念館的專業化和標準化建設。同時也應更多的開放資源，通過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等方式，鼓勵和推動各類市場主體和社會組織參與紀念館的建設和發展，政府、市場組織和社會組織要形成合作治理、協同創新機制，最大程度整合資源力量，提升紀念館的公共服務和公益服務水準。”他最后表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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