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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社科院副院長蔡昉在“2015北京新興市場論壇”上發言，本文根據發言內容整理。

今天我想借這個機會談一個話題，就是如何使中國的城鎮化是不可逆轉的。我們知道城鎮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果，是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也是分享型經濟發展的一個載體，因此我們當然不希望城鎮化逆轉。但是，這個話題的針對性是什么，有沒有意義？從中國目前的情況來看，這個話題是有意義的。我們先看幾個情形：第一個是中國的城鎮化目前已經達到了54%。需要說明的是，中國定義的城鎮化是按照常住人口計算的，也就是說你在什么地方住6個月或更久，就是什么地方的人。因此如果你在城鎮住了6個月或者更久，就被統計為城市人口。因此我們城鎮化率是指這種常住人口。按照這定義，我們現在是54%，但是中國還有一個特殊的現象，就是說我們有戶籍制度。也許你在城鎮打工、城鎮居住，但是如果戶口還在農村，那么身份也就還是農民，我們把稱之為農民工。

按照后者來計算，即按照戶籍來計算，城鎮化率現在只有38%。那么，現實的城鎮化和戶籍的城鎮化兩者之間還有巨大的差距。

因此說，農民工對中國的城鎮化是做出了巨大貢獻的。比如說我們目前城鎮全部就業人口中大概40%是農民工，不是具有本地戶口的居民。那么，每年能夠新增的城鎮就業幾乎全部是農民工。因此，過去的十年里，中國的城鎮化，大概有25%是由農民工做出的貢獻，也就是說我們的城鎮人口比重提高的過程中，里邊有25%來自于農民工進城，這是我們目前的現狀。

過去30多年，中國是全世界有史以來各個國家城鎮化做得最快的，這是我比較研究得出的結果。但是這樣的速度，我預計它今后的十年二十年不太可能維持了。我們還會有全世界來講很快的城鎮化速度，但是不會有過去那樣的速度了，一定會降下來。這有幾個原因，第一個就是我剛才說的，城鎮化是靠農民工進城推動的，很大的比重上靠他們推動。如果農民工進城的速度下降，城鎮化速度一定會下降。

城鎮化進程速度由什么決定呢？第一個是由農村要進城的人口數量和增長速度來決定。那么這些人是什么？其實不是那些正在務農的老農民，他們不會轉出來了，老農民的大多數，甚至會退回去。真正想進城的是誰？是年輕的學生，也就是初中和高中畢業的學生，因此說16-19歲這個年齡段的農村人口是未來進城的主力軍。

我們對這部分人做了判斷，無論是按照農村常住人口的理念來看，還是按照農業戶口這個口徑來看，農村16-19歲的人口在去年（2014年）已經到達了它的峰值，今年開始兩者都是負增長的，今后也將是負增長的。既然主要的進城人口數目已經開始負增長了，我們就能夠想象農民工外出的速度一定是減慢，甚至是停滯的。

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農民工每年外出的增長速度是4%，去年就降到只有1.3%，今年上半年只有0.1%，我們可以從中看到人口的變化導致了勞動力外出的變化，勞動力外出的變化可能會影響我們未來城鎮化的速度。

剛才已經提到了中國的城鎮化有兩個指標，一個是按照常住人口統計的，另一個是按照戶籍人口來統計，因此這兩個指標之間的差別，就是戶口制度帶來的。也就是說54%減掉38%的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中間的16個百分點的差別基本上就是農民工，目前是1.7億人。那么1.7億人已經轉移了他們的崗位，他們實現了城鎮的就業，甚至是很多人已經在城鎮待了很多年。

但是他們仍然有一些不同于城鎮勞動力的特點。首先，他們沒有均等的公共服務，沒有社會保障，沒有預期的養老，他們的孩子進入中國的義務教育系統還有一定的困難。因此所有的這些因素導致了他的勞動力供給是不穩定的。那么在這個年輕段，十六到二十幾歲的時候，他們說我不僅要打工掙錢，我還要去見見世界，因此他們愿意到城市來。

但是隨著年齡的提高，一般來說到了40歲以后，每年春節要回家，回家以后會決定春節以后還出不出去，可能要多想兩次，可能出去，也有可能不出去，一般來說40歲以后不再外出打工的可能性明顯提高。因此，就是說未來城鎮化的速度靠什么？靠的是年輕的人口，農民工的比重和40歲以后農民工的人數和比重兩者之間的關系。

那么我們看到了，現在數據顯示，在2008年到2014年期間，農民工中年齡偏低的人群，他們的數量和比重都在下降。那么年齡偏大的，40歲以上人群的比重是明顯提高的。比如說40歲以上的農民工占的比重是從2008的30%提高到了2014年的43.5%。同期，16-20歲這部分的農民工的比重從2008年的11%，降到了去年的3.5%，從具體的人數來看，我們也可以看到了，2014年在城鎮的農民工中，16-20歲的人群有1400萬，這就意味著他們還有意愿待下去，而且剛剛轉進來。但是那些可能想回去的人，也就是說40歲到45歲的這個人群，目前有2700萬，也就是說想回去的意愿是大于想進來的意愿的。事實上，我們已經出現了很多的年齡大一些農民工返鄉過程。這個提到了前面我說到的城鎮化過程可能會逆轉。為什么？

我們知道城鎮化的涵義就是說，人們從生產率低的農村和中西部的部門和地區，轉向生產率更高的部門和地區。這種轉移帶來資源的重新配制，可以帶來效率的提高。這種生產率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此同時，勞動力的增長、人力資本的轉變，同樣促進了中國的經濟增長。

這個過程按照發展經濟學家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所說的，就是產業結構轉變帶來的效率，也就是經濟增長的過程。現在的這個趨勢，就是說如果農民工不能解決身份的話，到了40歲以后就要回去，回去的人比進來的人多的話，就可以看到我們出現一個逆庫茲涅茨（Kuznets）的過程，就是說與庫茲涅茨（Kuznets）資源效率改善相悖的過程，也就是我們已經在經濟增長速度減速之上會加上一個更進一步的下降因素，這個因素應該避免。

如何防止城鎮化的可逆，現在我們提出一個概念叫做新型城鎮化，這個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是以人為本，再詳細一點說就是農民工的市民化，農民工得到市民的戶口，成為真正的市民，享受到均等的就業服務和社會保障，這是一個核心。這些因素和目標達到了就是農民工的市民化，也就是說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那么新型城鎮化，大家可以自然地想象是必須進行戶籍制度改革的。

那么，中國經濟增長已經是降下來了，第三季度為止我們的經濟增長率是6.9%，與過去兩位數的增長率相比降了很多，但是這是我們的潛在增長率，我們要適應它適度的減速。但是潛在增長率不是我們的命運，不是我們的宿命，我們不是說到這里為止了，我們未來將維持中高速的經濟增長，還有來源，就是改革紅利。

戶籍制度改革是改革紅利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非常顯著的部分，我稱之為“立竿見影”、“一石三鳥”。理論上來說，戶籍制度比較完整的改革能夠使未來的潛在增長率提高1%-2%個百分點，也就是未來即使假如說我們的潛在增長率維持在6%了，那么如果戶籍制度充分的得到了改革，增加一個百分點，甚至是更多，也是完全可能的。當然了這是純理論上的東西，實際上是要我們通過推進改革來變成現實。那么我講的這個所謂的“一石三鳥”的改革，至少可以列舉出戶籍制度改革可能對中國的經濟增長帶來兩項明顯的效果。

第一，增加勞動力的供給。因為我們的增長速度下滑很大一部分是因為人口紅利的消失，勞動力短缺、工資上漲、成本提高。那么，農民工在未來幾乎是唯一的勞動力供給來源，穩住了農民工，讓他40歲以后還在城市待著，那么勞動力供給就增加了。

第二個，你讓他有更好的制度條件，能夠從生產率低的地區和部門轉向生產率更高的地區和部門，那么他的資源重新配制的效率、生產率提高的效果就會繼續地顯現。除此之外我們也知道，1.7億的進城農民工，另外還有1億在農村、本鄉鎮從事非農產業的農民工，加起來有2.7億，如果這部分人改變了他的身份和消費模式的話，變成了像城里人一樣的消費，我們可以想象，內需會提高多少。

因此這個效果非常明顯。那么我們如何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呢？第一要認準了戶籍制度改革是必須推進的，因為不是按照理想模式說我們應該怎么樣推進，而是說我們應對當前中國經濟挑戰必須要做的事情，因此要下定政治決心。第二我們要有政治智慧推進這個改革，為什么推進這個改革？怎么做？現在大家看到改革好像還沒有及時推進，原因在于能夠直接推動改革的地方政府，不知道誰應該支付改革的成本、誰能夠得到改革的收益。

我前面說了，戶籍制度改革可以帶來改革紅利，表現為一到兩個百分點的潛在增長率。但是這個改革紅利，不是每一個地方政府均能得到的。但是戶籍制度改革的確有成本，而且這個成本要由每一個地方政府、每一個城市政府去具體地支出。因此我們發現改革就像其他所有的改革事業一樣，是一個公共產品，具有外部性的。因此說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應該看到了巨大的改革紅利，因此它要出來買單。一句話來說，就是要讓戶籍制度的改革成本能夠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能夠在社會、個人、企業之間合理的分擔。同時讓改革的紅利、潛在的紅利能夠預先有確定的期望值，能夠在各個群體之間合理的分享。只有這樣才會實質的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實現繼續的庫茲涅茨（Kuznets）過程，保持中國未來的高速經濟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