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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個男生在旅舍公共區域聊天、休息。

在杭州，一家叫“攜職”的小旅社就像座中轉站，創立7年，超過3萬人次曾棲居于此。他們大多是畢業后工作還沒著落的年輕人。有人待兩天就走，有人長住一年，也有人不斷離開，又不斷回來。

每年6月到7月的畢業季，是這間旅社客流量最大的時候。每天，都有成功或失敗的故事在這里發生。

旅社所在的小樓，緊鄰杭州支付寶大廈。雖然躲在現代化的寫字樓群背后，它看上去灰頭土臉，卻塞滿了年輕人五彩的夢。

在杭州，一家叫“攜職”的小旅社就像座中轉站，創立7年，超過3萬人次曾棲居于此。他們大多是畢業后工作還沒著落的年輕人。有人待兩天就走，有人長住一年，也有人不斷離開，又不斷回來。

每年6月到7月的畢業季，是這間旅社客流量最大的時候。每天，都有成功或失敗的故事在這里發生。

旅社所在的小樓，緊鄰杭州支付寶大廈。雖然躲在現代化的寫字樓群背后，它看上去灰頭土臉，卻塞滿了年輕人五彩的夢。

何文杰決定逃離杭州。在這里，這個1990年出生的嘉興姑娘讀了4年大學，找了一年工作，又考了一年研究生。

但“一切都讓我感到失敗”之后，她決定回老家某個小縣城，“給小廠當會計去”。

兩年前，何文杰是全國699萬高校畢業生之一。2015年，這個數字變成了749萬，她的未來還是沒有著落。

在過去一周里，她蝸居于杭州一間旅社的8人間，住宿費28元一天。那里還住著不少像何文杰一樣，希望在杭州找到未來的年輕人。

這間“攜職大學生求職旅社”像一座中轉站，創立7年，超過3萬人次曾棲居于此。有人待兩天就走，有人長住一年，也有人不斷離開，又不斷回來。

旅社在杭州城西一座三層老樓的第二層，有130個床位。僅隔一條綠化帶，是建筑面積接近10萬平方米的支付寶大廈。從旅館一側房間的窗戶看出去，那兩座閃爍著晶瑩白光的建筑是最主要的風景。

那里也是曾蝸居在旅社的大多數年輕人，最想去的地方。

她無法張口跟家里要錢，又沒勇氣重新打工、考研，躺在28元一天的床位上，她開始考慮“回老家”

不到早晨7點，鬧鈴聲就開始從旅社的各個房間傳出，有公雞打鳴，也有電子樂。

緊跟著，走廊里掠過拖鞋接觸地板噼噼啪啪的動靜。男孩穿著T恤短褲，女生還沒換下卡通睡裙，一起涌向公共盥洗間。

灰白暗淡的燈光籠罩著他們飽滿的皮膚和腳下破舊的塑料防滑墊，牙膏的薄荷味、洗面奶的香味和洗手間的污濁氣息混雜流動。

何文杰站在他們中間。她早早爬起來，套上已經穿了兩天的襯衫，決定給自己最后一次機會——也許再過一小會兒，就會有企業人力部門打來電話，告訴她被錄用的消息。

從7點半開始，年輕人陸續走出旅社。一個穿著西裝套裙的小姑娘畫了淡妝；一個小伙子抱著厚厚一摞簡歷，怕折壞，舍不得塞進背包。

徐玉娟逐一招呼他們。差不多一年前，這名四星級酒店西餐廳領班到攜職旅社當主管。

“從前說得最多的是領導您好，貴賓您請，慢走再來。”徐玉娟記得自己“腰始終是彎著的”，但到了這間青年旅社之后，她的工作語言換成了“‘面’得如何”、“早點回來”和“記得帶傘”，且再也不用踩著高跟鞋站上整整一天。

這天早晨，她套著一件“超人”圖案T恤，和何文杰并排坐在旅社前廳公共區域的沙發上。

“要不要再考研試試？”她小心翼翼地問。何文杰不答，手指漫無目地地劃著手機屏幕。

“等不起了。”這個只不過25歲的姑娘粗重地呼了一口氣，腦袋低垂得看不見眼睛，剛剛她已經看到3個老家同學在朋友圈里“曬娃”了，但自己連男友都沒有。

住在“攜職”的一周里，她覺得，自己被困住，“不能往前走，也退不回去”。

在中國計量學院讀大四時，一直在必勝客勤工儉學的何文杰獲得了這家國際連鎖餐飲企業的一個職位。這份工作從做比薩餅、炸薯條學起，與“高大上”一點兒關系也沒有。

她不想整天和土豆、面粉打交道，夢想著一份真正的審計工作。

在辭職、復習了半年之后，何文杰通過國家統考，進入上海某大學研究生復試環節。

“我以為自己一定會成功。”工作攢下的積蓄快見底了，她得知，沒有被錄取。

在為考研而租住的閣樓里，何文杰拉上窗簾，沒日沒夜地上網、看連續劇，“不記得吃過什么，就那樣過了一個月”。

接下來半年，她四處求職，“就是想留在杭州”，但因為沒工作經驗，一直失敗。一家機構看中她考過審計方向研究生的經歷，但她覺得“起薪只有兩千塊，根本活不下去”。這名必勝客曾經的員工成了名副其實的“畢剩客”

母親數次病重，她無法張口跟家里要錢。重新打工、考研，她又沒勇氣。她住進攜職旅社，躺在28元一天的床位上，開始考慮“回老家”。

整整一個上午，何文杰的電話并沒有響過。午后，她背起背包走出旅館房間，空著肚子和心愛的城市道別。

另外7張床鋪的主人都不在。在這個臨近畢業的求職高峰時期，寄居在旅館里的年輕人，白天大多在外奔忙。

7年前，就在何文杰憧憬著到省會讀書之時，溫州人溫少波也相中了杭州。在這位新聞主播出身的商人眼中，大量來“人間天堂”找工作的年輕人，意味有錢可賺。

“攜職大學生求職旅社”在城隍山下的一條窄巷子里開張，總共有200多張床，最便宜的10元一天。

“說是就業形勢越發緊張了，可這些年輕人的情況其實沒怎么變。”這個接待了7年求職大軍的老板說。住在“攜職”的“畢剩客”多是二本、三本院校的畢業生和大專生，一些年輕人“高不成、低不就”。

何文杰徑直穿過旅館門廊，沒再像往常一樣抬頭去讀門楣上的橫幅：“明天的你一定會感謝今天努力的自己。”

她走下樓梯，身上的牛仔襯衫洗得褪了色，身影被灰撲撲的臺階和墻壁一下子吞沒。

“有點不甘心，但實在撐不下去了。”何文杰說。但直到這一刻，她還是和以前一樣，覺得“杭州真好”。